摘要：中国南方创世史诗蕴含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忆,具体包括语言文字互鉴的记忆、共享母题的记忆、共有家园的记忆、共享历法的记忆、族际互惠的记忆。多民族的智者在语言文字互鉴中,创作、演述创世史诗,增强凝聚力。母题共享表明,多民族拥有共通的思维机制、价值观念和审美偏好,又能在同一母题之下展开多样化的艺术创造。共有家园,意味着多民族和谐相处、一体共生。历法的族际传播与共享,提升了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进步的能力。族际互惠,是增进多民族文化亲密性的有效手段。与阿斯曼所关注的神话动力不同,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内含的诗性动力具有如下功能:树立多民族和谐共生群像并引导多民族凝聚为一。中国南方创世史诗在讲述生命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诗性历史时,普遍认为生命同源、人类同根、民族共祖。多,意味着繁荣;一,意味着同源。多由一生,多聚于一。多样性与亲和性是民族交往互助的基础。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社会各界应在国家的主导下积极保护中国南方创世史诗。

摘要：晚清以来,大批来自广东的华人到古巴谋生,也带去了粤剧等乡土艺术。粤剧作为祖籍广东的华人的乡音,对他们纾解思乡之苦、增强文化认同感、维系同胞情谊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华人在身体、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粤剧也在古巴的非华人群体中传播,获得更为广泛的跨血缘跨地域认同,成为中华文化在异乡交流与融合的文化表征之一。哈瓦那粤剧团中的华人、古巴人及中古混血演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粤剧传承中,以对粤剧一生的热爱,提供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文化认同感形成的一个精彩案例。

摘要：民族艺术,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或出于对旧概念蕴含的偏见、不准确性的不满,或出于研究新兴艺术现象的需要,国外学术界试图用“民族艺术”相关概念超越旧概念的局限性,却因对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而未达目标。相关学者更换概念而不正确反思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甚至误将一系列在消除偏见性含义、不准确性之后仍旧可用于区分不同艺术类型的概念一概替换,导致艺术类型划分出现混乱。要超越国外“民族艺术”相关概念的局限性,应强调以下三个方面:民族艺术是一个兼顾艺术的时间、空间、社会层级等维度的宏大概念,民族艺术的概念不能替代亦不必替代原始艺术、部落艺术、非西方艺术、传统艺术、无文字艺术、民间艺术、民众艺术、土著艺术、本土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概念;应坚持艺术价值相对论;应高度重视相互对应的艺术范畴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事实。民族艺术的定义,亦不能大而无当,宏大到等同于人类艺术本身。民族艺术具有时间性、集体性,民族艺术不等于民族主义艺术。中国民族艺术研究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艺术观,积极探索民族艺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摘要：在人类学田野考察现场,文化中的视觉现象放眼可见,其多模态呈现更是琳琅满目。例如民族服饰,它们不仅仅是实用的衣物,漂亮的款式和纹样,也是一种用非文字形式“书写”民族历史和社会规则的视觉文本。人类学田野实践和研究的呈现,同样也可以是多模态的,不仅仅是撰写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还可以通过摄制影像、举办展览、组织表演等多媒体视觉表达形式,把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联系起来,这类实践使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在多模态人类学的框架里,变得容易理解且方便社会共享,也促进了人类学学术走出小圈子,自我反思。这样的人类学实践和反思,为人类学家开阔研究视野,转化科研成果,积极参与田野社区事务,担当更多社会责任,助力于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当代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

摘要：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已经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不同环境关系状态的标志性建筑物前合影,将这类合影照整合于特定空间秩序中,是人们固化某种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见证性或纪念性行为。通过对这类集体合影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认同中,空间的定位是视觉形塑的要素之一。单一民族寄寓思乡或乡愁之情的合影,多以家乡老房子作家园空间的背景;多民族合影,往往通过服饰或建筑背景的混搭作为族际认同的一种纪念形式;作为国家首都的文化地标,天安门前各民族“大团结”式合影,更成为被赋予了特定家国情怀和社会文化认同意义的国家象征。从空间认同到各民族多元基层认同,从国家认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逻辑一致性。56个民族“大合影”衍生出的人民币、邮票票面图样、绘画、雕塑、摄影、歌舞及其他艺术形式等,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塑造的重要视觉图式。

摘要：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构成的重要内容。民族艺术知识生产的主体,包括民族艺术的传承人工匠、艺人、宗教执业人士等。这些人形成自己的行业共同体组织,产生特定的社会分层、阶序和群体关系,并由精英或行会头领控制艺术知识的生产、传承、定级等。民族艺术知识的形式,与知识生产主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和人文传统相应,具有各自的分类方式和艺术风格。民族艺术知识的传播和消费,是一个自我文化认同的过程,也是不同空间社会群体的知识交流与共享,实现多民族文化融合和国家认同的过程。民族艺术知识的精神内核,是地方性民族性知识的集萃,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系的结晶。

摘要：龙是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也是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媒介。改革开放以来,德昂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德昂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德昂族龙阳形象被激活,他们主动贴合主流龙文化意涵,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建构和阐释德昂族龙阳形象。此案例反映出,共享文化符号是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可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石宝山歌会是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典型例证。石宝山歌会有十姊妹和十兄弟说、金顶寺说、金钟变石钟说、殉情说等多种起源传说,石宝山歌会曲调本体中的爱恋歌、相思歌、一字歌、五更曲、串枝连、无情调、礼仪歌等多样情歌,是石宝山歌会文化基因多样性的表征。在石宝山歌会场域中,滇西多民族群众以歌为媒,将弹弦唱曲、本主崇拜、以歌觅友、郊游聚会等融为一体,在不断交流中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共同体。从地缘特点、历史记忆、民族交流、文化心理视域审视石宝山歌会在区域文化共同体塑造中的价值,石宝山歌会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信仰、文化交流的核心场域,民众通过身体实践的互动参与,以多民族艺术、民俗交融互鉴的方式,达成了文化共同体的塑造。

摘要：仪式是由象征符号构成的象征体系。作为民间节日仪式,广西"壮族三月三"在体系上呈现出时间性、空间性、秩序性、象征性等特征,在形态上蕴含了神圣性、审美性、娱乐性等属性。广西"壮族三月三"产生于广西壮族人民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中,随着人民生产、生活方式与需要的改变,"壮族三月三"的节日形态、组织者、节日功能也在不断变迁,它的交融范式表现出从民间狂欢走向大众共享、从族内互动走向族际交融、从民族共生走向文化整生的趋势。

摘要：洞经音乐是在西南等地现存的一种多民族融合的文化艺术遗产。它来自汉地,明清流行于云南、四川等多民族地区,当代又反哺于各族游客。其音乐形式和文化内涵,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既有互动和共享,也有差别和在地化的变异,可视为多民族艺术融合和文化共鸣的一个经典案例。洞经音乐最初是道教科仪音乐,后在朝廷“治边”“化夷”工程中成为宣讲“圣谕”、推行国家认同的颂圣工具。20世纪以后,洞经音乐复归乡野,各族民众以乡音和鸣自我传习进行身份认同和族性认同,或用于民间俗信活动以达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洞经音乐在文化产业的创意和转型中,借助旅游带来的广泛人员流动,通过古乐新声的艺术表演,获得了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