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南方创世史诗蕴含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忆,具体包括语言文字互鉴的记忆、共享母题的记忆、共有家园的记忆、共享历法的记忆、族际互惠的记忆。多民族的智者在语言文字互鉴中,创作、演述创世史诗,增强凝聚力。母题共享表明,多民族拥有共通的思维机制、价值观念和审美偏好,又能在同一母题之下展开多样化的艺术创造。共有家园,意味着多民族和谐相处、一体共生。历法的族际传播与共享,提升了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进步的能力。族际互惠,是增进多民族文化亲密性的有效手段。与阿斯曼所关注的神话动力不同,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内含的诗性动力具有如下功能:树立多民族和谐共生群像并引导多民族凝聚为一。中国南方创世史诗在讲述生命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诗性历史时,普遍认为生命同源、人类同根、民族共祖。多,意味着繁荣;一,意味着同源。多由一生,多聚于一。多样性与亲和性是民族交往互助的基础。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社会各界应在国家的主导下积极保护中国南方创世史诗。

摘要：晚清以来,大批来自广东的华人到古巴谋生,也带去了粤剧等乡土艺术。粤剧作为祖籍广东的华人的乡音,对他们纾解思乡之苦、增强文化认同感、维系同胞情谊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华人在身体、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粤剧也在古巴的非华人群体中传播,获得更为广泛的跨血缘跨地域认同,成为中华文化在异乡交流与融合的文化表征之一。哈瓦那粤剧团中的华人、古巴人及中古混血演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粤剧传承中,以对粤剧一生的热爱,提供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文化认同感形成的一个精彩案例。

摘要：在人类学田野考察现场,文化中的视觉现象放眼可见,其多模态呈现更是琳琅满目。例如民族服饰,它们不仅仅是实用的衣物,漂亮的款式和纹样,也是一种用非文字形式“书写”民族历史和社会规则的视觉文本。人类学田野实践和研究的呈现,同样也可以是多模态的,不仅仅是撰写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还可以通过摄制影像、举办展览、组织表演等多媒体视觉表达形式,把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联系起来,这类实践使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在多模态人类学的框架里,变得容易理解且方便社会共享,也促进了人类学学术走出小圈子,自我反思。这样的人类学实践和反思,为人类学家开阔研究视野,转化科研成果,积极参与田野社区事务,担当更多社会责任,助力于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当代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

摘要：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已经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不同环境关系状态的标志性建筑物前合影,将这类合影照整合于特定空间秩序中,是人们固化某种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见证性或纪念性行为。通过对这类集体合影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认同中,空间的定位是视觉形塑的要素之一。单一民族寄寓思乡或乡愁之情的合影,多以家乡老房子作家园空间的背景;多民族合影,往往通过服饰或建筑背景的混搭作为族际认同的一种纪念形式;作为国家首都的文化地标,天安门前各民族“大团结”式合影,更成为被赋予了特定家国情怀和社会文化认同意义的国家象征。从空间认同到各民族多元基层认同,从国家认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逻辑一致性。56个民族“大合影”衍生出的人民币、邮票票面图样、绘画、雕塑、摄影、歌舞及其他艺术形式等,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塑造的重要视觉图式。

摘要：龙是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也是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媒介。改革开放以来,德昂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德昂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德昂族龙阳形象被激活,他们主动贴合主流龙文化意涵,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建构和阐释德昂族龙阳形象。此案例反映出,共享文化符号是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可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鱼龙曼衍”是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文献梳理,我们认为这一百戏表演的主角是舍利、比目鱼和黄龙。而沂南汉墓、安丘董家庄汉墓、铜山洪楼祠堂三例被前人定为“鱼龙曼衍”的图像均不符这一条件。济宁两城山汉画像石刻画了人物观看“舍利”表演的场景,亦有“黄龙”及其他百戏人物,可认为是“鱼龙曼衍”图像的标准器。

摘要：创作与复制原是一对相悖的艺术词语,却被傈僳族农民画家黏合在一起,这挑战了长久以来的认知经验。从事农民画艺术实践的傈僳族农民画家通过不断的创作和大量的复制来完成艺术生产,呈现出一幅作品中、系列版本间、整体关系上的创作与复制实践模式。这一模式的生产性表现在:"赚钱求财"的实用性、"越画越好"的技术性、"常画常新"的审美性、"形疏体不疏"的重复性;生命力在于复制的审美、生产、传播、接受层面的创造力及建构作用。傈僳族农民画家的实践打破创作与复制之命运悖论,凝聚折中的智慧和交融的经验,形成创作中有复制,复制中有创作的艺术"二重奏"特质,造就一种置于实践关系里的活态艺术本体和融于日常生活的修正创作观念,或成为民间艺人的同质化实践范式。

摘要：我国史诗学界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认知,即叙事/非叙事是区分史诗/非史诗的核心规则之一。对与史诗相关的口头传统,传承人往往拥有独特的本土分类法,但本土分类法未必能上升到从跨文化公共话语的角度揭示出史诗与非史诗之界限的层面。学者需要通过适度的学术建构,将本土分类法转换为学术分类法,从而有效地揭示出复合文类中作为史诗核心特征的文类及其与语境性文类间的有机联系。本文在与相关代表性观点展开对话的基础上,将彝族《梅葛:丧葬祭辞》的文类划分进一步细化,特别是将述源诗细化为叙事性述源诗与非叙事性述源诗,并指出:述源诗是《梅葛:丧葬祭辞》史诗性的核心文类标识,但述源诗绝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全经序诗、诗章序诗、诗章尾诗、祈祷诗、咒诗等文类形成了层层叠叠、彼此交织的语境关联。将"史诗"之"史"界定为史诗传统持有者所认定的"历史事实""历史知识",而非"历史叙事",更契合《梅葛:丧葬祭辞》文本形式及其意涵的本质。史诗学界应保持开放的史诗观,围绕历史、诗歌等关键词及其语境化、本土化表达,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比较诗学研究,由本土话语向学术话语转换,归纳出史诗的普遍特征。

摘要：古代中国部落群体的形象,在石器、饰品、岩画、陶俑、青铜器、古文字、雕刻、绘画等文化遗留物上,即有各种直观描述。中国历史上族群关系比较复杂,不同人群在相互接触中,对异文化的认知十分有限,关于族群的形象建构,最初是碎片化的,或为自画像式,或为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式漫像。但是,由于发生在亚洲东部这块土地上频繁的生态治理、战争、贸易、结盟、迁徙、通婚和文化交流,各个族群之间产生不同层面的接触,并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其中",文化"对多民族共同体的型塑,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中国各民族在体质和文化上的融合,出现许多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同族异名或异族混称等情况,产生了不少共源性文化要素。随着接触点的增加,各族群在体质、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融合面扩大,逐渐深化文化认同并形成一些民族共同体式的视觉形象。这些视觉形象,主要体现在对共同祖先的拟制、祖先像的圣化和对部分共源性视觉象征的塑造等方面。特别是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时候,曾经分裂的民族、阶级和党派在追溯和祭奠"共源始祖"的仪式中,结成"全民统一战线"式共同体,互认"同胞",并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样的象征语境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摘要：文章以历史与田野双向观照的立场,通过历时考察讨论了木鼓音色特质与文化原型所模塑的肢体音声、承载的行为表达,在传统时代与文化持有者身体记忆及群体心理认同的互动关系,透视了木鼓音形象征唤起阿佤族群肢体音声"原始意象"文化经验的整体功能。同时,文章通过共时判断的书写,阐释了木鼓乐舞在非遗语境下,如何从传统的"膜拜"之物,演变为被"展示"的符号,并实现族群文化身份创造性转换的当代实践。文章意在说明源于传统时代祭祀功能的木鼓文化,经过历史的选择,何以在身体和音声方面满足民俗节庆自娱性与表演性兼具的审美要求,进而完成文化重构,并推动族群身份认同的心理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