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活历史”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被费孝通所完善,并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界的不断运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当今为人类社会所应用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亦越来越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文资源具有“遗产资源”的属性,因为它往往是以遗产的形式呈现的。遗产资源不仅是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当今经济(文化产业、旅游经济等)发展的入口处。正因为“遗产资源”这一概念的出现,历史就不再是静态的过去,而是成为被记忆、被重构的资源库,不断产生新的解释体系。遗产资源既活在过去,也活在当下甚至未来,而“活历史”的概念也由此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摘要：作为艺术人类学的核心观念,艺术进化论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自其提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之后,泰勒、摩尔根等古典人类学家将生物学进化论转化为人类学进化论,格罗塞、哈登等人则以装饰图案为对象研究艺术进化论,构建“科学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20世纪初,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秉持文化相对论立场,倡导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反对古典进化学派的普遍规律。20世纪70年代后,萨林斯和塞维斯举起新进化论的大旗,提出“特殊进化与一般进化”的二元体系,意图统一艺术进化论的多元观点。21世纪初,模因学说与神经元理论又进一步从当代生物学视角,为更新艺术进化论的研究范式做出尝试。对艺术进化论做关键词研读,丰富了我们对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认知。

摘要：在历史上,诸多民间艺术都曾自觉地向雅文化靠拢,不断追求审美性,趋向文人审美趣味。从两宋时期的瓷器、画绣到明清时期的紫砂壶、竹刻、铜香炉及昆曲等,都出现过雅化的历史现象。传统民间艺术的雅化有其历史逻辑,一是民间艺术发生了分化,部分脱离了日用,转化为一种商业化的文化产业形态,不得不“上进”;二是文人阶层“眼光向下”,其审美意识渗透到民间艺术与艺人群体之中,艺人无力阐述、坚守民间艺术自身的美学精神,理性地迎合了文人阶层的文化需求。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的仿古及其“中式美学”似乎延续了雅化的历史逻辑,其实不然,失去传统文化精神支撑的“古意”与“中式美学”只能成为一种身份消费的标签。面向当代艺术精神,真诚地表达当下生命经验,是当代民间艺术雅化该走的新路。

摘要：在日本文化语境中,“民族艺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非是“民族”与“艺术”概念的简单组合,而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通过“和—汉—洋”的学术对译,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而成。“民族艺术”从其概念萌生至今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迁,每个时期都具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民族艺术”从被视为一种用以考察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物质层面的“民族学对象”开始,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来包含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遗产中的遗传因子,再到成为一种动态的、普遍的经验发展过程来表达人类现代生活。时至今日,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拉平了不同的社会存在,现代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民族艺术”的现场,“民族艺术”的概念内涵在当下更为丰富。厘清日本学界关于“民族艺术”的概念生成与变迁理路,以及影响其产生变迁的各方面动因值得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的民族艺术研究提供启示和参考坐标。

摘要：音乐符号学作为20世纪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等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步成为音乐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由于跨学科的属性,其专注于音乐话语的自主性和独创性。本文从音乐符号学的海外研究、音乐符号学的中国实践等方面着手进行文献综述,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进而讨论符号学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作用。尝试挖掘“符号学内核”概念背后的真正价值,并与今天所讨论的“地方性”“跨文化”“多元性”“跨学科”相结合,探究音乐符号学与不同文化语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互文性表达,以及相互之间的涵化现象,以此构建中国本土音乐理论的符号学框架。

摘要：打柴舞是在海南黎族古老丧葬仪式“护尸舞”基础上重建的文化产物,是黎族传统文化符号的典型表征。在全球化、城镇化进程中,黎族打柴舞的仪式象征性逐步消解,呈现出一个延续与创新、传承与发展、集体性传统与个人创造力不断互动、协商的复杂动态过程。作为一种被官民共同建构而成的与时俱进的黎族民俗艺术,在传统祭祀仪式与现代舞台中逐渐完成其功能、身份、语境、文化认同和观念的转化,实现了从“民俗舞蹈”到“大众舞蹈”的转型。

摘要：湖南汨罗“打猖”作为一种宗族性内部仪式,石仑山村人在操演的过程中不断选择、重构着自身的记忆,同时以固定的程序规则、稳定的身体惯习来保存和延续当地的文化,而随着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其复杂而庞大的文化象征系统也呈圈层式交叉扩散,出现以显著性身体动态为继承核心,边缘身体记忆分解、消退、重组的特征。其中“竖阳猖”“鹞子步”“前滚翻”等系列动作在个体与群体的记忆中发端、继承且不断演化,并逐渐衍生出更为丰富的现实功能与意义。因此,就“打猖”仪式操演与实践而言,该群体的社会记忆是行为、心理、情感、认知等各种因素综合的建构过程。

摘要：技术是人的本质性要素,其存在经验技术和工程技术两个维度,并以其对应的自发性秩序和工具性秩序相对平衡地维护着人类社会的运行。进入现代社会后,工程技术突飞猛进并催生了技术万能论,自发性秩序遭到工具性秩序的全面压制,现代生活进入持续焦虑状态。艺术和手工艺共享自发性秩序“基因”,前者以其激进的反身性行动完成了对工具性秩序的批判,却因被现代机械因素异化和自持的强烈个体性因素而难以完成连接传统和共同体建设任务;后者是经验技术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其始终带有的文化本源性、共同体因素和具身性实践,具有连接传统经验世界,召唤自发性秩序,进而重塑自由生活世界的潜能。

摘要：乡村展览空间是当代乡村的特殊景致和基层配置,也是艺术乡建中的新兴载体之一。中国的乡村展览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紧密关联,学界关于其性质、功能、主体等问题的追索也从未停息。乡村展览空间可视为一种“阈限空间”:它具有双重性质,即展览场所的阈限属性与多主体身处其中产生的阈限体验;它兼具双重形态,即“乡村的展览”和“展览的乡村”,前者可理解为“在乡村中进行展览”,后者则可阐释为“关于乡村的展览”。随着展览对象和场域范围的不断延伸,乡村的展览空间将延展出更广泛的生活现场,成为乡村振兴中富有活力的建设力量。

摘要："挪用"导致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符号并置于同一语境之中,当代艺术人类学因此获得了新动力。"挪用"作为当代艺术人类学的关键词之一,其折射出一系列重要议题—后殖民批判、跨文化交流、民族身份认同、本土知识再建构等。我们发现,在当代的博物馆和艺术的语境中,"挪用"一方面是持续的后殖民反思路径,另一方面是当代跨文化批判的方法论。透过"挪用"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艺术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