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紧急救援》是一部多类型融合的灾害救援类商业电影,讲述了海上救援特勤队不惧危险解救受困者的故事。本文从商业类型发展、灾难电影的文化功能以及商业电影的社会治理等三个角度来解读,呈现中国类型片在奇观影像效果与主流价值表达上的深度融合。尽管这部电影存在一些缺陷,但面对各种危机,表现出了中国高度专业化的救援和自救能力。这种现代中国的文化图景,与经济发展和快速城市化有关,是一种21世纪的中国故事。

摘要：《飞驰人生》讲述了追逐梦想和人生成功的励志故事,本文从"韩寒"人设的由来、两种喜剧风格和赛车人生的设定等三个角度分析这部电影的文化和社会意涵。韩寒电影最大的名人效应是他本人,从文学领域跨界到电影行业,叛逆青年也变成人生标兵。而《飞驰人生》用韩寒的幽默和开心麻花的喜剧带来了双重喜剧效果,这种人生如赛车的隐喻也符合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理想人生。

摘要：《攀登者》是一部商业类型与主流价值相结合的电影,这部电影通过讲述中国攀登队先后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实现了双重文化意义。一是把爱国主义、国家情怀融入商业类型片中,在商业片的结构中传播主流价值;二是从现代的角度重新讲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实现当代史的文化贯通。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一种更具历史整合力的新中国故事正在浮现和成形。

摘要：经过近二十年的电影产业化改革,中国全年电影总票房超过600亿元,进一步缩小与北美市场的差距。近两年,中国电影市场尽管增速放缓,但出现了两种可喜的现象:一是类型多样,不只有高票房的商业片,也让艺术片、纪录片等小众电影有机会进入院线;二是佳作不断,出现《战狼2》《红海行动》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主流商业大片。

摘要：本文从三个角度解读2017年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一是主流大片与新的中国故事;二是商业类型片与文化想象;三是文艺片与历史记忆。如果说商业片用类型化的方式传递主流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那么文艺片则用更加个性化的表达,呈现复杂多元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经验。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影,这有助于提升国产电影的文化品质。

摘要：本文从认同传播和社会治理的角度阐释中国主流电影的流变。近些年,中国电影承担着对内建构社会共识、凝聚主流价值,对外传播民族文化、宣传国家精神的双重职能。电影的优势在于用文化、艺术等柔性方式来传递价值观,是实现政治、社会、文化等认同传播的重要媒介。在分众化时代,电影还是少有的能突破文化圈层,实现跨区域、跨文化传播的方式。近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主流电影,打破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片的类型区隔,开始讲述有主体性的中国故事和有包容性的国家精神。这既与中国电影类型化叙事成熟有关,又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相关。作为一种社会镜像,电影是时代转型的产物,也是以文化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中介。

摘要：中国电影中,互为映射的"城乡"一直作为艺术家表达社会想象的方法与工具。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中国电影采用"五四"时期的启蒙视角来呈现城市与乡村的形象,城市代表着现代和自由,乡村代表着封建和愚昧;与此同时,也出现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城市是堕落和迷失的象征,乡村则是未受到工业化、城市化侵染的诗意空间。在五六十年代,城市在电影中被呈现为工业生产的空间,乡村变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田园。到了八九十年代,城乡关系再次转向启蒙视角。直到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现代城市成为一些中国电影叙事的内在视角,乡村则被叙述为现代之外的异度空间。电影中城乡关系的变化,对应了我国时代变迁的重要阶段,并映射出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要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工业化,避免产生两极分化、社会垄断、分配不均、生态危机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这就使新中国文化带有两面性,对现代化、工业化的高度推崇和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烈批判,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电影处在这种工业化、现代化的文化结构中。从新中国创立之初的挑战、左翼电影向人民电影的转型和不可见的主题变得可见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人民电影的基本特质,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