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国别学理论从跨学科角度为我们建设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学术、学科”三大体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维引导和理论支撑。区域与国别音乐研究思维中体现出来的有关中外音乐关系的纵横整体格局思维和方法,较为确切地体现出其中的学术、学科体系子系统方法特点,其对于我们解决中国音乐研究中一直为之困扰并讨论不休的“传统与现代”“历时与共时”以及“区域与国别”等二元关系问题给出非常有益的启示和相对清晰的答案。通过对区域国别研究的三种实践类型和两种研究观与广义、狭义两种区域国别音乐研究思维和方法的比较,能够对包括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和泛传统音乐研究在内的不同研究课题产生很好的启发作用。

摘要：瑶族传统音乐的“海传陆播”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一个缩影,它与该研究课题5个研究方向中的“境侧、路带、环海、海丝”4个方向均有关联,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课题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内容丰富性和多层社会性等特点。在区域国别研究和“一带一路”文化倡议视域下从事该课题研究除了有助于我们去进行本学科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志研究之外,对于我们基于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目的,去进一步开展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艺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交融也有明显的意义和作用。

摘要：以铜鼓为代表的古滇青铜艺术经历了“混沌→分化→整合”的不同发展阶段,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东南亚音乐和乐器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进程,这种影响至今显现于各个区域传统乐舞表演系统和相关的视觉艺术发展领域。作为研究者面对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需认清我们处于中国南方与边疆地区重要门户这个基本文化方位,有必要针对目前研究思维和方法受限、层面单一的现况,发挥综合艺术院校的多门类、全息性学科优势,引入跨学科、新文科研究和区域国别艺术文化研究等思路和方法,加强对内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对外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使之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及其当代应用过程中发挥出协同、整合的功能作用。

摘要：从“大传统、小传统”角度看古代东南亚诸国与地方政权的社会化形态及其历史传承关系,可以根据唐代汉文史籍中有关“骠国乐”的乐队建制与音乐表演及社会活动的记载和公元8至10世纪左右的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柬埔寨吴哥窟等石窟壁画中乐器、乐队及音乐社会生活形象得到互证。后世里,缅甸、泰国、老挝与云南的掸傣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的传统音乐往往可以按其各自包含的宫廷与官方音乐和民间音乐两种阶层性因素,区分为细乐与粗乐两类(如缅甸分为粗缅甸乐和细缅甸乐),其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及过程便在一定程度上与早期佛教和印度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影响及其历史文化渊源有关。上述音乐阶层化因素在云南与周边掸傣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的传统社会与族群关系里也可以寻找到某些痕迹。

摘要：在区域国别学视野下,古代沿袭至今的云南与东南亚传统器乐的区域性特点,并非仅仅是指以某一两件乐器或个别乐种为代表的纯器乐表演类型及其横向分布,而是涉及一个包含雅、俗两个子系统层面,并与戏剧、舞蹈及声乐紧密结合,“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完整乐舞文化系统。古代的“雅、俗”子系统较多涉及官方(或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纵向阶层关系,如今则更多指一种建立在城乡纵横相间关系基础上的较新的社会阶层关系。讨论和分析从古滇乐、骠国乐、百夷乐、“粗、细”缅甸乐到当代器乐的发展变迁,或许能从史料、图像和活态表演中去梳理、探视和还原云南与东南亚的传统器乐群落状貌。

摘要：三十年来,作者与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学界的不断交往,通过小溪汇河海,润雨细无声的路径,融铸了自己由南而北,由内向外,从中国至周边走向全球的整体艺术观和世界文化观。且经由远眺到环视,再到实际操演的过程,完成了自己涉足东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教学的经历和体验。文章结合历次参加中韩、中日音乐学术研讨会,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学术研讨会和指导研究东北、东北亚音乐博士、硕士论文的经历和体验,讨论了相关的研究现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趋向的展望。

摘要：印尼巴厘岛地区以印度教在马来群岛的“最后一叶孤舟”闻名于世。印度教的自然崇拜与多神信仰为巴厘岛古老的传统文化蒙上了一层异常神秘的面纱。巴厘岛的传统舞蹈表演,多数情况下是采用甘美兰罡克比亚乐队作为伴奏,很少的情况下也会采用完全由竹制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竹乐队作为罡克比亚乐队之外的另一种统一风格伴奏乐队,主要在拥有多重族群文化来源和艺术表演风格的传统乐舞晚会中出现,它为巴厘岛的传统音乐及旅游表演市场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标准,亦成为一种基于国家与民族文化认同之上,富于多元文化融合特点和重要社会象征意义的社会性符号或文化标识。若对之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或将有利于我们学习东南亚国家如何结合旅游业发展对乐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的经验,且有助于我们通过相关的比较研究,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中拥有的身份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