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八十年前分别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了序言,在全民抗战的前夜,使两位作家踏着政治史的时间刻度进入了文学史之门,本文主要分析他为《生死场》作的序言。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对《生死场》的经典定位,但一直以来对它的解读并不深入,关于《生死场》的简短评价夹在政论性的杂感文字中,通篇充满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忧患,在"东三省"、"哈尔滨"、"北方人民"等一系列词语的独特运用中体现了深广的历史文化视野,以及对历史大势的前瞻性判断。而对《生死场》言简意赅的评论中,准确地说出了这部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色,体现了精深的鉴赏力,此后,任何一套话语体系对《生死场》的诠释都没有超出鲁迅最初的阅读发现。而鲁迅对《生死场》委婉的批评,则代表了当时左翼文坛对萧红艺术探索的保留。此后,萧红又陆续出版了8部著作,使我们可以沿着鲁迅的切口,深入萧红的艺术思维方式,比较全面地发现描述她的语义系统,以及她对所有小说学圭臬的僭越,并因此成为八十年代小说文体革命的主要理论资源,也成为新兴的身体叙事理论的典范之作。

摘要：莫言的小说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对建构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小说创作十分有效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资源,塑造和发掘了一种更坚韧、顽强的国民"优根性",并将之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体系。同时莫言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历史观和人性观念以及融化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能力还建构了新的中国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也是文明、民主、自由、开放、包容的当代中国形象的基石。

摘要：人物是莫言小说的核心与灵魂之所在。莫言充分运用了原型、故乡、时代资源,塑造了一系列经典文学形象。他以模仿和叛逆的姿态重构了原型人物,以移植、同化和想象拓展了文学地理上的高密东北乡,以新历史主义叙事超越了时代局限,以悲悯的情怀揭示了普遍人性。从原型、故乡、时代的维度深入解读莫言小说人物创作的背景,有助于揭示莫言小说人物创作的规律,把握莫言小说的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

摘要：沉重的少年往事,悲凉的历史记忆,是莫言从事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但他并不以一味地倾诉苦难为旨归,而是将淤积心底的个人记忆转化成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记忆,赋予其强大的艺术想象力和精神创化。莫言的创作经验包含:"残酷叙事"与精神超越、想象力对童年故事的改造、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文学本性的坚守、对人物灵魂的揭示与拷问。这对中国文学普遍需要解决的"苦难体验如何转化为精神创新的资源"的难题,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摘要：文学是直抵人心的艺术形式，为文者应该有对人的终极关怀，既要用心感受当下，也要有通透的目光，在更大的时空把握人世众生。而这种把握，很大程度上讲需要文学创作者用宗教情怀观照众生相。就目前莫言文学研究来说，我认为从宗教情怀角度人手的研究远远不够。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文艺界出于宣传抗战的需要,普遍放弃了对作品艺术性的追求,要求在作品中加强以方言土语、地域风俗、地方风光为表现形式的地方性特征,以便让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接受。而伴随着民族形式论争的深入,文艺界在关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讨论中,逐渐设计了一条通过加强地方性特征以便让中国文学获得国际地位的途径,这也使得文学的地方性特征从最初宣传抗战的需要,转化成提升作品艺术水准的手段。

摘要：莫言立足于自身原型,通过自我与超我的融合,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中的"我",如黑孩、上官金童、莫言、李一斗、蓝解放、蝌蚪等。莫言在这类小说人物的创作中,通过元小说、不可靠叙述等多种叙事手法,对这些小说人物进行了立体塑造,令小说中的"我"超越了现实生活原型。莫言将儒、释、道、基督精神、齐文化的化育皆融入到小说人物的创作中,令笔下的人物具有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同时亦彰显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浪漫自由的审美特质以及慈爱悲悯的人性情怀。

摘要：莫言的小说既有民族文学韵味又不失现代小说艺术风格,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和读者的关注与认可。基于域外传播视野下对莫言小说的观照,可见不同的国家,其小说译本的数量、翻译时间和传播模式都既有不同,也有规律可循。同时,海外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书籍的销量及读者评论则反映了域外接受视野中的莫言小说"真容"。总之,莫言作品的域外传播和接受情况折射出域外文学与莫言小说乃至中国当代文学间的"通"与"隔"。由此可见,文化先行应该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策略。

摘要：莫言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他本人也参与过多部电影的改编和剧本创作,他的创作无形中受到电影艺术的深入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以故事的传奇性和史诗性满足了电影的叙事需求和人性深度;通过蒙太奇的闪回切换,将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并置、过去和现在并置、审美与审丑并置,营建了独特的叙事时空;通过特写镜头的运用传达出难以言喻的情感浪潮和对封建伦理的强烈控诉;他对色彩元素的重视有助于小说意境的营构和诗意的抒发,其声音元素的民间色彩又为他小说的民族化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