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车软件诞生短短几年里带来的巨大冲击,给政府治理出了道难题,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考验。打车软件一方面扮演了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鲇鱼",缓解了打车难,改善了服务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符合环保理念;但另一方面也冲击社会稳定,蕴藏着新的垄断风险。打车软件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代表着"共享经济"新形态,其快速成长源于技术与资本联盟,治理困境则是新风险社会的缩影。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对打车软件的治理要破除部门与资本利益的掣肘,通过出租车行业的双轨制,以法治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治理的制度化与科学化,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摘要：英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围绕如何破解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推进了连续和多层衔接的改革,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普遍主义再到重视托底三种福利方法的演变过程。英国政府坚持以提高民众在学前教育领域的满意度为政策目标,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着数量、质量和可负担性不足的问题,逐步明确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从治理和财政支持、组织和管理优化、从业人员能力和素质提升三个层面,结合既有机构和政策,渐进式运用包括调整治理重点和需求补贴、建立儿童中心、完善从业资质等在内的多种政策工具,灵活改变补贴目标和标准,调整儿童中心功能以及学前教师从业门槛,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我国在发展学前教育时应清晰地认识到所面临问题的现实性和持续性,客观看待政府所能和所应发挥的作用,平衡政策的连贯性和灵活性,以此建设和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人民群众在学前教育领域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摘要：外来社会精英如何进入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并驱动治理创新?本文通过对台湾桃米社区的案例分析发现,"文化转译"促进了外来精英在社区中的融合。与此同时,外来社会精英也凭借资源优势,将其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构想转化为社区内相关利益团体的共识,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网络,使农村社区成为高度自治的共同体。外来社会精英的自我转化是其社区建设构想得以实现的起点。面对农村社区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特质,淘米经验对于激发农村社区建设的想象力具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随着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支出的配置机制和配置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从配置机制上看,中国社会支出出现了两阶段结构性转变:第一阶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保险发展起来,但社会救助体系停滞不前,使社会安全网出现了漏洞;第二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社会救助体系重新受到重视。从配置结果来看,社会保护支出增长迅猛是中国社会支出结构性转变的最显著之处;社会保护的发展并非与市场机制的成熟相对立,而是一种同释放市场力量相辅相成的国家行动。中国的经验同样表明,以忽视社会保护为主要特征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模式,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中国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医疗卫生领域中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这对于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

摘要：城中村的形成既源于城乡差距导致的穷人进城,也植根于我国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传统城中村改造由政府主导,容易过于追求速度,见物不见人,耗资巨大,成为"绅士化运动"。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政府对庞大新移民住房保障仍有困难的情况下,应探讨城中村存续下的再生策略,通过借鉴"城市针灸法"来改善城中村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原地再生。

摘要：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

摘要：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治理的核心在于让流动人口获得与本地人口同等的市民权利,但在财政联邦主义的体制安排下,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成本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导致公民权利地方化、碎片化。文章通过对地方开放市民权的实践经验分析,认为理想的公民权利结构应该包括全国统一的国民待遇和城市特色的市民待遇两个部分,中央政府只有切实承担与其财权相匹配的事权,做实公民权和国民待遇,降低地方政府开放市民权的成本,才能真正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摘要：由于不同国家的卫生筹资体系存在显著差异,所以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的地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1)在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2)在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中等的地区,社会医疗保险发展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3)在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合理控制社会医疗保险规模对于发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具有一定意义。

摘要：在西方,发轫于1980年代的标尺竞争理论,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制和政府购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分支。作为一种重要的激励性政府管制工具,标尺竞争扩展了传统的个体管制思路,基于被管制企业与其同行之间的成本对比情况,来决定政府对企业的定价(或购买),从而人为地在那些存在垄断性、信息不对称性、强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入了竞争,极大地改善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机制,提升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绩效。论文系统考察了标尺竞争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条件,着重梳理了近年来该理论在四个方面的新进展,包括如何克服异质性、合谋的影响、服务质量下降和动态效率变化情况。

摘要：2003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卫生筹资转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二是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下降。本文利用两套面板数据对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决定因素与健康绩效进行了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1)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收入弹性为正数且小于1,医疗服务在中国应被视为必需品;(2)统筹基金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而非相互促进关系;(3)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刺激了居民门诊和住院的医疗服务利用程度,但是卫生筹资转型并未能够带来明显的健康绩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