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印度共有四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在17世纪以前;第二次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殖民地时期;第三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四次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四次大的移民潮,导致印度有两亿多人口分布在六大洲100个国家。印度流散小说艺术地反映了印度移民的历史变迁和生活境遇,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杂交同化、兼容并包进行了形象的艺术展现,在国际文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地位,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

摘要：泰戈尔不仅是举世闻名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还是一个具有积极入世思想的社会活动家。本文重点扼要地从他的文艺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入手,对他的世界观、宗教观和教育观进行分析、阐发,发现了贯穿于他整个人生的主线,即逐渐成熟的世界主义思想。这不仅表现出人类面对政治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焦虑,也说明泰戈尔在这种心态里寻求互相关联与和谐共存地生活于同一个世界里的努力。

摘要：曾觉之1933年发表了纪念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的长文《普鲁斯特评传》,由此起始的中国普鲁斯特小说研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政策引导、苏联学者对普鲁斯特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和"颓废派"的定性,陷入30年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普鲁斯特研究重又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国作家寻求写作新思路的实践相呼应,《追忆似水年华》主要作为西方现代派之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引入我国。1989—1991年,15位译者合作将小说译成中文,此后对普氏小说的研究渐渐由少数通法语的学者扩大至众多外国文学研究者和作家。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兴起的国学热,使我国的一些普鲁斯特小说研究者开始从沟通中法文学世界的角度研究《追忆》。21世纪以来的中国普鲁斯特研究,侧重于对小说的时间艺术和诗性回忆的研究。近30年来,在几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的普鲁斯特研究逐渐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空白,与国际这类研究渐至同步,并显示出自己的研究特色。

摘要：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描述为文学对主流话语和国家意志的趋同。但是,在政治驯化的表层之下,文学工作者私人的审美旨趣成为一股潜在的暗流,与国家话语在文学领域进行角力。只是后者太过强大,以至于令人忽略了前者在"十七年"文学活动中的存在。文章旨在对这种力量悬殊的角力进行分析,描绘出一个多种力量作用下的美国文学接受史。

摘要：重读《伎妓行》,作者好像不仅仅是描写中国的传统艺术戏曲,而更多的是通过对戏曲及戏曲界的描写来反思中国的文化,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文章从文化视角来解读《伎妓行》中所表现的中国社会文化阴性气质的一面,把作者所塑造的男女形象联系在阴性文化的影响下,综合看待在父权社会中母性文化的存在与作用;通过作者在文本中所讲述的故事和历史背景,以及作者本身的华裔身份来探讨母性文化在父权社会中的价值。

摘要：我国的萧伯纳研究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其作品的译介、评价等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一直较大。建国后的萧伯纳研究以宏观的综合研究和主题研究为主,尤其关注萧伯纳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揭露。1978年后,研究视角日趋多元,除了继续深入研究"社会问题剧"之外,女性主义、创造进化论、比较文学、宗教等主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语言、文体等艺术特色以及萧伯纳的戏剧理论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当代萧伯纳研究的学术性无疑更强了,更注重微观细节,但在切入现实、回应现实方面,则远不及鲁迅、茅盾等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宏观关注偏少。

摘要：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一直存在,然而,新时期以前,学术界更多的只是译介他的著作,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而且这些研究基本还带有政治的眼光,不能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新时期之后,由于摆脱了过去认识上的政治思维模式,人们对他的研究才算是真正有规模地展开。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异常丰富复杂,从"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总体研究"、"关于艺术起源问题探讨"、"对功利和审美问题的探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批评"等几个方面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始终围绕并且从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指导,他对艺术问题具有独特性的认识与主张。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思想做庸俗化、机械化的理解是错误的。

摘要：本文从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视角梳理了百年来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结合国外易卜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易卜生研究的特色与不足,曾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在或者即将成为热点的研究话题等。

摘要：《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意义,是中国印度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重评《梵语文学史》,探索金克木先生印度文学研究路径,学习注重文学本位,注重原典,不作空论和主观臆测的经验,对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教材,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摘要：通过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文学两次论争,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开始建构不同于"十七年"传统的外国文学新秩序,在这一新秩序中,经典认定、研究重点、研究角度与评价标准都从阶级革命话语为纲转向了对西方话语的承认、肯定甚至膜拜。与此同时,通过引进西方理论和作品,外国文学学科为八十年代学术界的共同转向提供了话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