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对宪法的创见,孙中山将考试权列为五权之一,进而设计出一套既不同于古代科举制度,也不同于英美文官选拔的“被选举人考试”制度。按照孙中山的设计,考试权是国民党维持自身统治的宪法工具,而在宪法框架下,立法院被归入治权序列,再在入口和过程两个方面、经考试权与监察权受到制衡。孙中山主张考试权的政治意图,是基于当时的权力格局及现实需求,意在对军阀、政党、议会进行限制。这样的构想在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引起了讨论和争议,在实践中无法完全实现。

摘要：中国古代在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框架下所提的地方自治学说,特别是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观点,仍影响着包括法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地方统治者世袭,至少要由本地人治理地方社会,而后者的实施则依赖流动性较高的普通官僚。支持封建制的理由包括:其可防范和化解中央政权的危机,减轻人民负担,本地统治者更加亲民等。支持郡县制的理由则包括:封建制加重人民负担,导致外侮,使人才无法脱颖而出等。民初以来,学界一般认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地方自治设计意在限制君主权力,而忽略了他们的创见实际是结合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势,利用边疆的地方政权抵抗外来侵袭。这虽是一个权宜之计,但颇值得重视。至于对抗专制统治,则并非此种地方自治的主要意图和现实功能。

摘要：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然是支撑宪法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基础,国家对于宪法与法律制度的构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国家统一的时代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开放的法律逻辑,创造了"一国两制"的制度,并通过基本法加以具体化。基于国家发展目标与任务,1982年宪法的设计者们通过宪法,为一国主权下实行两种制度提供了合宪性基础,塑造了具有原则性、开放性与灵活性的"两制"形态。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以"一国"为前提的"两制"治理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尽管在统一主权国家之内的"两制"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但宪法上的国家概念具有疏解冲突、保持平衡的功能。在新时代,我们应挖掘宪法与基本法文本中国家的规范含义,凝聚社会共识,深化对"一国两制"的文明价值及时代命题的认识。

摘要：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