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来社会精英如何进入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并驱动治理创新?本文通过对台湾桃米社区的案例分析发现,"文化转译"促进了外来精英在社区中的融合。与此同时,外来社会精英也凭借资源优势,将其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构想转化为社区内相关利益团体的共识,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网络,使农村社区成为高度自治的共同体。外来社会精英的自我转化是其社区建设构想得以实现的起点。面对农村社区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特质,淘米经验对于激发农村社区建设的想象力具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随着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支出的配置机制和配置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从配置机制上看,中国社会支出出现了两阶段结构性转变:第一阶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保险发展起来,但社会救助体系停滞不前,使社会安全网出现了漏洞;第二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社会救助体系重新受到重视。从配置结果来看,社会保护支出增长迅猛是中国社会支出结构性转变的最显著之处;社会保护的发展并非与市场机制的成熟相对立,而是一种同释放市场力量相辅相成的国家行动。中国的经验同样表明,以忽视社会保护为主要特征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模式,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中国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医疗卫生领域中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这对于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

摘要：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治理的核心在于让流动人口获得与本地人口同等的市民权利,但在财政联邦主义的体制安排下,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成本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导致公民权利地方化、碎片化。文章通过对地方开放市民权的实践经验分析,认为理想的公民权利结构应该包括全国统一的国民待遇和城市特色的市民待遇两个部分,中央政府只有切实承担与其财权相匹配的事权,做实公民权和国民待遇,降低地方政府开放市民权的成本,才能真正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摘要：2003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卫生筹资转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二是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下降。本文利用两套面板数据对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决定因素与健康绩效进行了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1)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收入弹性为正数且小于1,医疗服务在中国应被视为必需品;(2)统筹基金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而非相互促进关系;(3)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刺激了居民门诊和住院的医疗服务利用程度,但是卫生筹资转型并未能够带来明显的健康绩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退休者免予缴费而享受参保者待遇,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形成的基本规则之一。可是这一规则对医保覆盖面拓展、筹资公平性、给付可持续性和可携带性,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府即将开展废止这一规则的政策研究,但这一政策导向遭遇民意反弹。可行的改革之道,并非在退休者如何缴费上就事论事,而是废止城镇职工医保,走向准全民公费医疗。唯此,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老龄化问题,重构激励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的横向公平性,是实现社会救助均等化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08-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泰尔指数进行组群分解,探究农村低保财政支出的省内和省际不平等性,以检验省级政府对辖区内农村低保制度横向公平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低保筹资分担机制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纵向失衡,县级政府负担过重,而省级政府投入不足。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尽管县级政府之间农村低保财政支出的总体不平等性有所下降,但省内不平等性显著高于省际不平等性的问题,凸显出省级政府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财政拉平作用,以推进辖区内农村低保财政支出的横向公平。因此,如果建立省级政府农村低保筹资比例的最低标准,以确保省级转移支付能够有效发挥均等化效应,将有助于推进农村低保的均等化,提升基层低保救助的效率及效力。

摘要：社会支出的水平和结构,一方面呈现出一个国家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个国家政府的施政理念。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共财政中用于社会民生领域的支出,无论是从水平还是结构上看,都处于偏低的格局。但是,这一格局自2005年以来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即中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及其在公共支出中的份额,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中国公共财政正在发生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构性转型,体现出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正从单方面注重经济增长向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向上转变。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公共财政的结构性转型能否坚持下去,中国市场机制的社会性基础设施能否进一步夯实,发展型福利国家或社会保护体系能否在中国发育并完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影响要素之一。

摘要：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的时代,福利国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忌讳。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福利国家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忌惮于行政机制的主宰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负激励。但是,行政化并非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也可以在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福利国家建设并不一定与市场化建设相悖,也不一定会有损于市场运行的效率,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社会。正如市场机制本身有多样性一样,福利国家的制度结构也有多样性。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建设一个发展型福利国家,使之成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社会基础。

摘要：全球化生产与跨国资本的流动导致全球劳工权利保护受到严峻的挑战。与传统的国家立法和工会团结两种保护政策工具不同,社会认证依托消费者和媒体对品牌公司进行点名和羞辱,促使品牌公司和代工企业关注工人权利。社会认证模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对社会认证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概括,并总结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社会认证监管模式的论争。

摘要：本研究依托于2015年"青少年价值观调查"的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发展观和环境保护观两个层面分析穗港澳青年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并对穗港澳三地青年发展观进行了差异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穗港澳青年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下形成了既具共性又有特性的发展观,三地青年中七成持有相同的环境保护观,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先,不能因为追求经济增速牺牲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和关注度方面穗港澳三地青年发展观差异明显,广州青年发展观同质性较强,看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意识不足;香港青年发展观较为复杂,看重言论自由和决策参与,但对国家认同和关注不足;澳门青年发展观多元化特征最为突出,既看重经济发展也对其他社会政策和政治权利表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