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晰集体产权主体、明确集体产权改革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需解决的三个重点问题。为此,立法需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我国《民法典》第262条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代表,而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表达在不同语境下的转换。农民集体或本集体成员集体是政治学术语,在民法语境下,为解决农民集体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组织体难题,就需要进行概念术语的切换,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解为集体所有权主体。二是本轮集体产权改革的主要对象宜明确为集体经营性资产,农村集体所有权之特殊性决定了其收益的股权配置、流转的法规则设计较为简单,无法与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股权配置、流转的法规则设计同等而论,无须将其提到本轮集体产权改革层面加以强调。三是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折股量化,其本质是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股权化设计,这是我国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权配置、管理模式的重大转型。明确农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和流转的法规则体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重点任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应对上述议题作出积极回应。

摘要：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各界关于集体资产“股权”性质界定、权能设计存在重大分歧,难以形成共识,根源在于没有对集体资产进行分类研究。基于各地的实践差异,折股量化的基础财产不同,所形成的“股权”性质以及权能亦应有所区别。若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等非经营性财产纳入折股量化范围,由此生成的“股权”实际上是基于集体所有权和成员身份而产生的农民集体成员权,应维持其身份性、内部性和封闭性。若仅以集体经营性财产折股量化,生成的集体资产“股权”可以界定为类似民商法中股权的“准股权”,不受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约束,是一种市场化的权利,可以收益、质押、继承,并可突破集体经济组织边界,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股权向集体外转让、赠与,吸收社会投资入股等。

摘要：四十年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主题始终在于调试管制与市场的关系。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土地利用的强外部性决定土地制度的重要特质在于管制。改革的过程恰恰是在政府适度管制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推动土地要素资源与劳动力、资本重新配置结合的过程。当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去管制、脱离管制,而是如何将管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改进管制能力,提升管制水平。既要保障产权主体权利,又要有效平衡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载体和实现形式,兼有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责任财产方面具有受限性。尽管存在这些"特别性",但该种法人应当具有破产能力,理由在于:破产能力否定说的理由难以成立,其可能陷入债务困境,有利于公平保护债权人权益,能使其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能够切断债务膨胀并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在具体程序方面,该种法人仅应适用重整程序,同时应针对其"特别性"设计相应规则并建立破产预防制度。

摘要：宅基地分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户为单位原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程序。基于宅基地社会功能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宅基地分配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复合性。我国当前的宅基地分配面临着诸多困境。应该从宅基分配的基本原则、逻辑主线和制度设计三个层面构建和优化其制度体系。应坚持市场化配置和适度管控结合、政府管理和成员自治结合及因地制宜推进改革的基本原则。宅基地分配制度改革要注意私权利和公权力配置的平衡,优化一户一宅、无偿分配制度,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和完善宅基地分配程序制度。

摘要：承包地调整包括单方调整和自主调整,适用不同的制度和规范设计。承包地能否调整一直存在着理论争议,实践中亦存在困境。承包地调整是改革开放后实行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制度安排,严格限制承包地调整是立法和实践的基本逻辑。承包地调整应当坚守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价值底线,并深刻把握其与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三权分置”之间的内在逻辑。应当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基础上,结合中央政策文件的精神,灵活运用解释方法得出妥当性结论。

摘要：宅基地制度作为独特的权利安排,面临着"制度不完善、权能不完整、改革进程迟滞"的困境。不断挖掘宅基地的财产权能,弱化其居住保障权能乃是本阶段改革的应有之义。困境的根本成因是农村在城镇化初期的辅助地位和"管理者偏好"的制度设计模式。在"三权分置"政策的背景下,现有宅基地制度已落后于实践需求,完全限制宅基地对外流转已难迎合农民的真实权利诉求与发展需要,宅基地财产化成为大势所趋。为破解宅基地制度面临的困局,宜从"行动者偏好"出发,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一方面可采取措施适度开展"房地分离"模式下宅基地的抵押、梯度放开宅基地的对外流转以完成"赋权与盘活";另一方面加快宅基地登记确权工作及有偿退出,做好"居住与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