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多诺认为美学的义务在于思考"经验的非同一性"。传统美学主要研究艺术边界的灰色地带,韦尔施认为阿多诺是传统美学的忠实信徒。比格尔则对先锋派用力较勤,他在《先锋派理论》中认为,正是那些真正激进的和颠覆性的先锋理念引发了将艺术作为一种体制的思考。和海德格尔一样,阿多诺也强调艺术中真理的作用。阿多诺认为伟大的作品可以等待,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的优势视角来考察过去的艺术。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一种新的艺术和审美感受力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了。结合阿多诺从优势角度来研究过去作品的原则,本雅明的声明取得了另外的意义:置身于"属于我们的瞬间",过去的艺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而彻底地被纳入到目前或更新的艺术之中。在后现代,商业化和商品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艺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在审美领域里延续其生命,而不是在纯美学领域。当代艺术与当代政治非常相似:它们都已商品化。

摘要：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引了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对文艺社会主义性质及功用的强调,这符合文艺规律和美学原理。构成文艺审美性的,不仅有艺术表现形式,还有社会历史内容。从现象上看,审美是对事物形式的直觉性把握,是非利害性的;从机理上看,这种直觉性把握的前提是大脑认知结构中相应认知模块的事先形成,而认知模块的形成要以生活经验中对利害价值的把握为基础。因此,对社会主义文艺来说,作品内容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价值是审美价值的内在支撑,必须加以肯定和发扬。

摘要：强制阐释论不仅指出了西方文论自身存在的理论局限性,同时也指出强制阐释本身就是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难以摆脱的受制于他者强势涌入而导致无法充分构建中国自己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主要症结之一。对西方文论的反思是在积极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框架视野下的新推进,如何在众声喧哗的复调式理论的百花齐放中确立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融汇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古今中外各家学术之长,通过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互补借鉴、综合创新构建切合我国当前文艺发展现状实际并藉以应答各种文艺现实问题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理论研究工作的历史责任。

摘要：新时期文艺研究以反思以往文艺研究中存在的弊端为肇始，取得了不少成绩。同时，也萌生了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近年由对以往文艺过度政治化研究模式的反思、批评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严重妨碍了当下文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这种极端化的倾向突出表现为：由反对以往过度注重文艺社会功能的“工具论”，走向割裂文艺与社会、文艺与历史纽带的文艺“自足论”；由反对以往过度政治化的“外部研究”，走向局限于“内部研究”的“审美主义”；由反对以往文学形态偏于社会政治功能，到审美意识形态论转向，将“审美性”膨胀为文学的全部规定性；由驳斥以往对人的单一理性化的过度强调，滑向感性至上乃至“肉体”主义；以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决定论”为借口而又陷入唯心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泥潭。

摘要：人学问题是任何文艺活动所无法回避的。当下影视创作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丰富了人们文化生活,满足了社会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突出表现为对人物形象把握的偏差,将人的丰富内涵的辩证统一性予以割裂:有的影视剧作品在进行人物形象刻画时忽视、轻视乃至漠视人之为人的社会性、精神性与文化性的特征而陷入片面、单一地凸显人的生物性、动物性、自然性的泥潭,有的试图塑造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具体限制的具有永恒"人性"品格的影视形象等等。而导致这些偏颇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和准确揭示影视活动中"人"这一范畴的丰富内涵。

摘要：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呈现的过度娱乐化之风向美育提出了新的使命。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格局与传播媒体的迅捷发展促进了文艺创作与传媒活动内容的多维性,文艺娱乐功能得以回归,人之正当感性欲望得到正名。这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满足广大受众娱乐休闲诉求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过度娱乐化的倾向,矫枉过正地将人的感性欲望无限放大,缺失了必要的理性引导与制约。这在匡正以往感性备受压抑的偏颇时又走向摒弃理性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有悖于完整人格培养的宗旨,也偏离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轨道。因此,在过度娱乐化的当下,纠正偏差,培养拥有完整的人格与和谐的意识体系的全面发展的人就成为历史赋予美育的神圣使命。

摘要：构建切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文化体系、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当下文化结构体系的复合关系性决定了我国文化构建的不同逻辑层次之间既具内在协调性、统一性又有差异性、侧重性的特征;同时,也要正视文化建设中与先进文化相悖的各种"反文化"暗流的涌动,这些思潮正在严重阻碍我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亟待甄别与正本清源。

摘要：文学社会功用问题是文艺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命题之一。新时期伊始，文艺界批判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使文学摆脱了长期对政治的从属和附庸地位，但涉及到新时期文艺理论转型中的文学社会功用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批判文学唯政治化倾向后，受文学“向内转”的影响而出现的审美主义思潮倡导的文学“去政治化”，存在明显的理论偏颇；而在商业化大潮冲击下产生的“文化产业化”思潮，催生了经济利益挂帅的文学商品化，扭曲了文学与经济的关系。不论是文学的政治化抑或去政治化，还是文学商品化，都因忽视了文学社会功用的复合功用系统，表现出对文学本质观的简单化、单一化阐释。因此，正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需要从学理上对文学社会功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摘要：先锋派艺术作品并非单一的意识形态的表现物,其形象或话语总是试图表达更为复杂的内涵,并在政治宣传和艺术自律之间打开一个新的审美领域。一方面,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宣传手段;另一方面,它已经失去了思想的政治潜力,但它仍然保留着审美性的存在。从1920年开始,先锋派艺术被看作是政治宣传的艺术,既具有艺术自律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存在着与之相反的政治功能。在经历了历史的同化过程后逐渐转化为另一种抽象和美的艺术体制,其文本保留着在今天看来极具视觉化的审美效应。今天,它已然褪去了意识形态色彩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艺术机制。先锋派艺术作品经历着不断失去作品他律性和不断获得(或保留)作品自律性的浮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使作品逐渐远离先锋派创作的原初性,而且也最终呈现出各种独特性。

摘要：发现在中国传统文论及其审美思想中持续潜含着显-隐同构律,即文论诗性智慧的纵深可析出的哲学内核组成式,属二元同构而非单一的;从魏晋始探其源、追其流可见,中国文艺理论史始终潜含着这种哲学内核的运行主线,此乃文脉所系。其方法论启示人们不为表象所限而扩展审美视域、索隐启蔽、关注本源;当代文论建设基于这一主线所呈规律,才能继承传统而充分彰显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