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符号学可以分为元艺术符号学和门类艺术符号学两个研究层面,蕴含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张力。民族艺术学是以民族为单位构想、梳理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艺术体系最为便捷的中介环节,是艺术学研究从特殊走向一般原理的桥梁。这在学理层面建立了艺术符号学与民族艺术学的逻辑联系。从全球化与地方知识的互动关系来看,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尤为凸显,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全球文化持久生机的必然要素,这是艺术符号学可以在民族艺术学中有所建树的当代语境。艺术符号学与民族艺术学的互动只有以社会学作为学科桥梁,以符号学与现象学的重构作为具体的方法论融合,才能在全球视野中更好地书写地方知识,让地方知识在全球化视野中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进而在文化层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艺术的人文关怀。

摘要：崇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对崇高的研究,一方面要考察其概念的发展史,另一方面要考察崇高进入文学艺术作品中,被人们关注的情况。崇高原本只是美的一种,而到了欧洲18世纪,与美相对立的崇高范畴出现,其机制得到了理论的阐释。崇高范畴的适用范围,经历了从伟大的风格,到对自然的感受,再到现代艺术中对平庸的克服的过程。在艺术走向后现代、走进新媒体、走入日常生活之时,崇高作为一种原创、实现不可能和主体对客体在精神上的克服,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摘要：自主艺术场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它根源于现代文化的不断分化及其在道德、审美上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双重拒绝。这是一种建立在冲突与区分基础上的艺术体制。通过对艺术场的反思性批判,布迪厄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揭示了等级化的艺术体裁、趣味体制与社会阶级分层之间隐蔽的权力结构关系,打破了纯粹美学的艺术幻象。这是一种既尖锐又深刻的启发性观点。

摘要：“典型”在西方有漫长的发展历史,是西方关于艺术形象的最高规范。亚里士多德、达•芬奇、歌德、黑格尔、别林斯基等人都从二元论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典型的形象特征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个别性或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古代对艺术形象的认识是“形神”。形就是外形、外貌,神则是精神、气质。中国古人强调形象的创造既要写形又要写神,力争做到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典型与形神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差异性很大,西方典型的美学追求是理性、真理、规律,古代形神的美学追求是气韵、趣味。这正体现了人类审美追求的多元。在文学艺术观念与形式都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重新审视典型与形神关于艺术形象的理想追求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在现代社会转型中,速度理论呈现出三种主要的话语建构模式。速度理论的启蒙叙事话语建立在进步的线性时间观之上,推崇理性、追求效率是现代人速度崇拜的精神根源。速度理论的审美叙事话语从审美心理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快速体验的审美化表达作为应对现代生存困境的救赎策略。速度理论的技术叙事话语建立在后现代的断裂时间观之上,强调速度的感知逻辑与技术之间的一种悖论式张力。面对当下不断加速的社会,如何走出速度的宰制,重新审视我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成为值得深思的话题。

摘要：1902年,王国维向中国引进日文译词"美術"及其对应英文词"fine arts",并从1905年始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这一概念作了全面的阐发。1911年,神州国光社始刊行黄宾虹与邓实合编的《美术丛书》,则标志着中国美术现代学科体系的确立。1903年,日本学者冈仓天心用英文首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六法"论;1967年,林语堂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画论》,向西方世界完整呈现中国艺术的观念形态。而在林语堂之前,费诺罗萨于1912年向英语世界引进中国画论概念"浓淡"(Notan),试图以之替换西方艺术观念体系中的形式概念"比例"(symmetria)及现代法语的"细微差别"(nuances)一词,丰富西方艺术批评词汇。本文意欲从这些翻译细节中强调王国维、林语堂等在译介中达成的文化传播意义。

摘要：顾恺之的"传神"说,为现存最早的画论文本。其时清谈之风对他"画绝、文绝、痴绝"的评价及其排序的变化表明,他属于开创与壮大当时及以后文化的中心人物之一;并无意中确立了后世"文人画"艺术家的身份认同。而其作文用典非老即庄的倾向又显示出他的艺术观念正是以这种语境为源头。而魏晋时期清谈之中"神"之于人物鉴识的关系,自然影响到他的人物画"传神"说的产生。人物鉴识对象与人物画品评对象之间并无明确的区别,因此顾恺之所为便是援人物鉴识术语于人物画品评。

摘要："浪荡子"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之一。立足于其滋生演化的具体历史语境,浪荡子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的英雄。通过一种基于都市空间的文本与视觉实践,浪荡子身上所蕴含的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主题和光辉,集中体现在对现代性幻景及其以进步为纲的线性历史叙事逻辑的深刻反思之中。这一概念在媒介技术、女性形象等维度所展示的理论阐释潜能,则在更开阔的阐释空间中,进一步揭示出浪荡子作为一种现代性隐喻和方法论手段的美学思想史意义。

摘要：文学经典化过程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作家、批评家、受众审美趣味权力关系的演化轨迹。一方面,经典建构意味着趣味区隔与文化权力的斗争,对于经典的解构也是社会各阶层审美趣味权力化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又形塑着各类人群的审美趣味形态,产生趣味依附效应,表征着审美趣味权力化的格局,这样,文学经典化就与审美趣味权力化形成了交互式建构的关系。新时期文学理论关注文学经典重构的命题应结合审美趣味权力化这一视角进行重新审思,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相关问题,理解文学经典在当下的接受趋势和演化路径。

摘要：谢赫《古画品录》中所提出的“六法”论,但其相互间的关系并不明确,由此可证明彼时批评标准与技术标准并未分别确立.而就“六法”的断句而言,相对于传统主流的“一、气韵生动是也”(余下同)的“四字句”断,美国汉学家William Acker1954年提出“一、气韵,生动是也”(余下同)的“二、二字句”断;由此引起了相关的讨论.1979年中国学者钱锺书据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的断句也提出“二、二字句”断,由此在中国也引起相关的讨论;而刘纲纪则是坚持“四字句”断的主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