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东潮州歌中现存《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上、下两册与《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两册的木版机器印刷唱本。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是基于晚清以来城市商贸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市民阶层群体的壮大,在说唱文学繁荣的风气推动下,由书坊主的商业化运作,经排版技术的调整与印刷技术的革新才最终生成的长篇巨制。唱本虽然依据毛本《三国演义》改编而成,但在妇女形象刻画、英雄男儿心理描写以及抒情性与娱乐性方面表现出异于原著的民间艺术特色。并且,其在宣传推广小说《三国演义》、普及建构三国历史知识以及社会教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艺术功能。

摘要：明清以来,根据小说《三国演义》改编而成的民间说唱作品,林林总总。民间艺人在改编、说唱《三国演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带有规律性的艺术经验,主要表现为:将本来诉诸案头阅读的书面小说文体,转换成诉诸书场听闻的说唱表演文体;对《三国演义》所写的故事情节进行艺术重构与创新;对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行丰富与发展,对次要人物的性格心理进行发掘与充实,有时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创出一些新人物;另外,为了使说唱的内容贴近民众的生活世界、迎合其审美口味,艺人还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对人物故事进行世俗化的艺术处理,以丰富叙事的趣味性。正是借助于这些编创经验,民间艺人才得以把《三国演义》改编成形形色色的、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作品。

摘要：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存在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主要表现为:文言小说成为说话艺人的重要凭依;说话艺人在敷演文言小说时,往往会进行故事情节的捏合与改动、环境描写的增衍、思想意蕴的拓展,以及诗词韵语的添加与细节的增饰等;而文人在编创文言小说时,则有意识地借鉴说话艺术,不仅取材于民间社会流传的异闻琐事,追求新奇有趣的故事情节,还在叙事中杂用一些浅近通俗的俚语、方言,表现出较浓厚的市井风味与俚俗情调。

摘要：《水浒传》在描写长江以北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时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当与《水浒传》脱胎于民间说书有一定关系。受口头文学叙事惯例的影响,说《水浒传》的艺人习惯于采用程式化的韵文套语来描写气候风物,这样就难免会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至于其地理描写的错误,则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有关。《水浒传》的集撰者为了将各地流传的宋江故事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意选择了以山东梁山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吸聚其他地区流行的好汉故事的做法,这样就难免要做一些地理方位上的腾挪或改变,而不管其是否符合实际的地理状况。因此,对于这样一部基于口头传统、累积聚合而成的英雄传奇,似乎不宜以考证的眼光审视其气候与地理描写存在的错误,也不宜以此作为实证的材料来证明其作者是一个不懂江北气候、地理状况的南方人。

摘要：清初民间说唱艺术风行,受文人士大夫爱听说唱并且喜欢品评说唱艺人之风气的濡染,特别是受故里前辈贾凫西的影响,孔尚任不仅喜爱说唱艺术,而且喜欢赋诗撰文描述其耳闻目睹的民间说唱表演。在创作《桃花扇》时,孔尚任则自觉秉承了戏曲史上援引民间说唱入戏的创作传统,有意借用贾凫西的鼓词来开宗明义、卒章显志,并且让说唱艺人柳敬亭、苏昆生深度介入男女主人公的离合故事,一方面发挥牵引、聚合故事情节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展现其侠肝义胆与气节操守,以"愧天下之士大夫",从而写出了一部具有深邃历史意识与深厚人民情怀的经典作品。

摘要：明代说唱艺术风行于市井闾巷以及殊方异域,甚至进入宫廷、闺阁,因而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关注。不少文人士大夫将欣赏说唱艺术视为日常娱乐的重要方式,对民间说唱另眼相看,持欣赏与肯定态度者不乏其人。当然,也有一些文人对于民间说唱,或从道德角度批评其伤风败俗,或从艺术角度贬斥其低俗、村鄙。喜欢民间说唱的文人,还主动搜集、整理、加工其偏爱的民间说唱作品,或亲自改编、拟作说唱文学,或从民间说唱中汲取艺术养料从事小说、戏曲、诗文等创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雅俗文学的交融转化与创新发展。

摘要：迄今为止,说唱文学在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仍存在诸多不足或缺欠。就文献整理而言,目前尚有大量的说唱文学文本需要发掘、整理、编目与出版;而涉及各曲种、多民族,散存于海内外的各种说唱文学研究资料,也亟需全面、系统地勾稽与汇纂。在理论研究方面,则需要拓新研究的视野、角度与方法,除了进行说唱文学本体研究,还应将不同种类说唱文学之间的关联互涉、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的交互影响等纳入视野,并需要将文献整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对说唱文学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揭示其具有的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价值。另外,还需要重建一套基于民间说唱艺术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