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支遁是东晋重要的高僧,不仅在玄、佛思想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诗歌创作对东晋士人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支遁继承魏晋五言诗的艺术传统,重视丰蔚的修辞,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玄言诗占主流,诗歌整体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其诗歌创作对东晋中后期士族的诗歌创作风气、五言体的观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诗歌的艺术及其影响来讲,支遁都可以说是东晋重要的诗人。但是囿于其僧人的身份,支遁的诗歌创作及其诗史意义,当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摘要：谢灵运自述其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为“神助”所得。“神助”说的提出,正是谢灵运写作《辨宗论》对竺道生“顿悟说”进行深入阐释之时,两者不是简单的巧合。但是关于顿悟与神助的关系及其对谢诗的影响,目前仍较少得到关注。从诗歌创作来说,“神助”是灵感的闪现,接近于谢灵运说的“顿悟”,可以说是艺术的顿悟。而在如何实现“顿悟”的方法上,谢灵运主张“悟在有表,托学而至”,强调学和悟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讲,“神助”虽似不思而得,实际上也与学有关。学与悟构成了“神助”的方法论内涵。另一方面,“顿悟”使谢灵运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主要不是来自离群索居的现实处境,而是从义理的领悟中获得的超越的感觉,这种理思和情感的结合,推动了谢灵运创造出深沉的诗境,成为谢诗显著的特点。这是理解和探讨谢灵运诗歌的一个重要角度。

摘要：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以形、影、神代表生命的不同层次,以诗歌艺术形式对其生命观进行了哲学阐述,包含陶渊明对神、自然等观念与生命关系的深入思考。因此现代的研究者注意将这组诗与魏晋思想联系起来分析,尤以陈寅恪、逯钦立两位先生为代表。陈寅恪认为《形影神》组诗是陶渊明从魏晋玄学“旧自然”说发展出“新自然”说的体现,逯钦立则以为《形影神》是陶渊明针对慧远“形尽神不灭”的佛教思想而发的。但是这两家对陶渊明《形影神》组诗与佛教的复杂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陶渊明虽然不信奉佛教,但是慧远“形尽神不灭”及其由此建立的佛教生命观影响很广,这却是激发陶渊明系统思考自己的生命观的契机。以往研究,比较注重从灵魂、精神等来分析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而将陶渊明的“神辨自然”视为对慧远的直接批判,但是这既未准确理解慧远“神”的性质,也没有把握陶渊明“神辨自然”的真意。慧远的“神”是本体之义,陶渊明接受慧远形、影、神的范畴,但将“神”由本体发展为境界形态,由此建构其任自然的哲学观和生命观,体现了陶渊明在个体生命体验基础上对魏晋思潮的发展。

摘要：支遁提出的"逍遥游"新义在东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由于其《逍遥论》已佚,因此,对其内容和新意历来颇多争论。东晋时期,玄学与佛教般若学有密切的关系,支遁擅长清谈,对玄学、佛教皆有深入的理解,这是他提出"逍遥游"新义的思想基础。对其"逍遥游"的分析,在佛教思想之外,还应注意到玄学的影响。从方法上讲,可以说支遁最早运用格义之法以阐释"逍遥游"。我们认为其"逍遥游"新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新方法的应用,也就是融合玄佛,因此,支遁之义与郭象有重要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有助于准确理解支遁"逍遥游"的内涵。

摘要：晋宋之际玄风很盛,陶渊明虽不以玄学著称,但他从其性之所适出发,吸收了道家、玄学的自然思想,特别是郭象的"独化"、"自性"的玄学思想契合了他追求自然的要求,而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陶诗之"自然"、"怀古"等皆与玄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