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进程中,民法学界围绕着民法法源、悬赏广告性质、典权性质、家制和宗祧继承之存废、女子继承权等诸问题,在理论层面展开过热烈的论争。这些论争,或涉及域外移植而来之民法条文的解读,或涉及中国固有民事法在欧西民法语境中之诠解,或涉及亲属继承领域民事固有法之存废。学者们在论争中通过对上述具体问题的理论追问,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近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立法忧虑"和"知识关怀"。今日重温这些理论论争,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下的民法典编纂,仍可提供良多启示。

摘要：与传统法律行为的成立方式不同,共同法律行为是在遵循既定章程(协议)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程序、遵循多数决原则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违反章程的共同法律行为(决议)属于团体的意思表示瑕疵,有别于成员的表决权瑕疵。传统的意思表示规则适用于表决权瑕疵,但不适用于决议瑕疵。表决权的撤销,以因果考量来确定是否撤销整个共同行为。决议瑕疵的撤销应依据团体法的规则。依照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逻辑,决议瑕疵包括决议不成立、可撤销与无效。传统法律行为以交易观念所确立的规则,与共同法律行为存在的团体观念具有本质差异,不能当然适用于共同法律行为(决议)。为规范共同法律行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在总则中规定团体决议的相关规则。

摘要：面对金融危机给旅游业带来的不利局面,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措施提振旅游业。短时间内,各地以"旅游券"为载体、以降价促销为主要手段的政府旅游营销迅速缓解了旅游业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长远来看,各地政府在应对危机中所采取的旅游营销举措也暴露出一些系统性缺陷。本文根据无锡调研数据,研究国民休闲旅游与目的地营销因素间的关系,分析发现:价格因素只是旅游者进行旅游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之一,降价促销只有与广告宣传、节事活动、目的地形象口碑、服务体验质量等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本文根据旅游者人口统计和营销响应特征对目的地休闲旅游市场进行细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当前目的地政府旅游营销策略。

摘要：中国的法官责任制改革,尽管在制度的设计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也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司法规律的内容。这种"司法化"不足的改革局面,不仅会制约改革举措的实施效果,也会影响改革方案的后续推出,还会使得制度改革的意义被冲击甚至被抵消。要确保法官责任制改革积极效果的发挥,就必须要正视当下中国法院的制度角色和制度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始终坚持以司法化的标准和方式来解决法官责任的制度配置问题,通过法官责任的司法化认定以及问责机制的司法化改造,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引入竞争性因素和激励性机制来调整以往司法责任管理过度依赖惩罚性资源的模式,才能将法官责任从司法责任的整体性裹挟中适度剥离出来,建立起既符合当下中国司法国情又能够确保司法权有序运转的法官责任制度。

摘要：不同于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断代式发展,当下中国社会是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共处,即别现代。别现代是时间的空间化,这导致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构成了别现代的多元并存、和谐共谋、内在张力、对立冲突、多变量及难以预测等属性。别现代来自对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概括,是一种中国的空间理论。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既和谐共谋又内在分裂的结构功能和矛盾运动以及主导性力量的出现,构成了别现代的阶段性特征,这就是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与冲突交织期、自我更新超越期。而在对立冲突期,中国式的冷幽默具有调节社会的美学功能。

摘要：1935年赵树理发表小说《盘龙峪》,一方面反拨"五四"以来小说过于西化的偏颇方向,一方面自觉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资源。在类似"珠练式"、"珠花式"的结构,"包罗万象"式的描写,对民间文化中自在生命气息的呈现等方面,《盘龙峪》显现了赵树理对小说艺术民族化的初步尝试。这种尝试提前开启了毛泽东"民族形式"文艺的创作实践,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自我调整路向。

摘要：《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办法》要求对于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这一规定的实施将会导致强制措施适用的普遍化、过度化,这一背离司法实践,违背刑事诉讼法理、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出台的做法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深层次原因是制度设计者偏颇的强制措施观念,根本原因则在于制度设计者固化的刑事诉讼理念,不能因应以认罪认罚为代表的合意式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并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以认罪认罚为代表的合作性刑事司法促进了合意式刑事诉讼与对审式刑事诉讼两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出现,并对既有的刑事司法治理方式与刑事诉讼理论构成冲击和挑战,未来应当运用新思维构建融贯、体系化的理论以适应新制度。

摘要：法国学者Dominique Simonnet(多明尼克·西蒙内)曾这样吁问:生态主张"会像十八世纪资产主义思想体系一样,也将散播一个展现其他生活方式的新文化吗?它也会像十九世纪工人运动所做的一样,也将参与制定一个修正政治领域的新社会空间吗?或者像众多思想体系一样,很快地与其他过时的思想体系埋没在同一坑内,以作为其他希望的沃土?"①笔者认为,这种新文化即为生态启蒙②。

摘要：明朝中后期,士绅用劝人为善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救荒。他们总结了长时间的切身经历形成了劝善思想。这一思想首先是援引儒释道的因果报应思想,利用民众的信仰去解决灾荒这一社会问题;其次,士绅利用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劝富人多行善事,帮助同族及乡里的贫困饥民渡过难关,这是中国古代人情社会的传统在灾荒应对过程中的作用;再次,明代士绅还会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富民分析灾荒可能导致的社会动乱甚至农民起义,这是利用利害关系劝人行善,体现了劝善思想及行为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在明中后期官府救荒普遍推行不力的前提下,士绅的劝善让民间救荒这一传统得到发扬,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救荒效果显著。

摘要：在理论地把握、概括作家创作宏大意义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更需竭力地去发现叙述的魅力所在。这恰恰是走进文本、走近作家本身的一个重要当口。我们不能忽略作家写作的姿态和叙事策略,以及由此在文本中呈现出的小说"细部的力量",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既诉诸了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内在精神向度和生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