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在“十四五”时期有效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威胁,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厘清新时代粮食安全的新内涵、新特征,甄别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取向。新时代的粮食安全观已不仅仅局限于粮食产量和质量,还涉及纵向维度的供应可持续性和横向维度的多功能性,理念上强调“人地和谐”“万物健康”,生产上兼顾“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消费上重视“绿色体验”“康养体验”“多元体验”。当前粮食安全面临水资源、耕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的压力,同时又遭受全球气候变化、农业面源污染及工业外源性污染的威胁。因此,未来政策应注重组织形式高效化、产业模式生态化、生产技术智能化、消费习惯绿色化,从而推动粮食生产从小而美到大而强、从单业态到多业态、从会种地到“慧”种地,推动粮食消费从重产品到重体验转变。

摘要：通过构建基于经验决策理论的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决策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规模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形成机制及其路径差异。首先在经验依赖视角下,构建了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决策机制的路径框架,并根据不同治理情景感知差异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基于2017年湖北省生猪规模养殖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PS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拥有生猪粪便资源化处理经验会显著提升规模养殖户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在强制性环境治理情景中,由于政府管理感知与资源化经验在养殖户参与决策中存在替代效应,弱政府管理感知会进一步增强资源化经验对其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在诱致性环境治理情景中,由于社会互动感知与资源化经验具有协同效应,强社会互动感知会进一步增强资源化经验对规模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由此为农村"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环境治理模式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环境治理模式的协调提供了可能思路。

摘要：以1997—2014年中国31省区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农业碳生产率,借助熵指数构建多尺度城镇化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分异特征。结果发现,多维度城镇化是抑制农业碳生产率的主要力量之一,某一地区农业碳生产率会同时受到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甚至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要远远高于本地区的直接影响。在东、中、西及东北地区,上述情况依然存在,且以西部地区城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因此,应更加重视多尺度城镇化在农业低碳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摘要：如何在推进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兼顾环境保护,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已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区别于既有研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探讨了社会学"强嵌入"因素中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对农户农业用资材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结构嵌入对农户农业用资材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关系嵌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家庭劳动力数量、兼业、家庭耕地面积以及农业收入比例等"零嵌入"因素是影响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关键。基于此,该文认为,应通过建立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责任监督机制,鼓励农户加强与种养殖大户交流与沟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保氛围等方式改善农户农业用资材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以推进农业产业绿色转型。

摘要：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摘要：本文基于农机跨区作业的视角,运用空间Durbin模型与门槛模型,检验了1997~2015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在短期内显著,但在长期内并不显著;该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机跨区作业这一路径来实现,而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或农村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发展这两条路径并不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农机跨区作业对农业增长有正向影响,且存在基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效应,这种影响在不同门槛区制下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以上结论表明,建设"四好农村路"要因地制宜,为农机跨区作业发展提供应有便利,以促进农业机械资源在区域间充分流动与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稳步推进。

摘要：以地方性共识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既是显性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筑牢乡村生态振兴"文化粮仓"的重要措施。区别于既有文献,本文以农村沼气CCER碳交易项目为例,探讨了地方性共识对规模养猪户农业碳交易项目参与意愿和期望碳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共识中的口碑奖励和非正式权威惩罚既能够显著提升规模养猪户的农业碳交易项目参与意愿,又有助于降低他们的期望碳价。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本文从历史事件"改革开放"的角度考察了地方性共识作用的组间差异,发现"改革开放后出生组"因非正式权威惩罚而对农业碳交易表现出更低的期望碳价,因口碑惩罚而对农业碳交易表现出更高的期望碳价。

摘要：本文以粮食主产区政策为切入点,将2004年全国设立13个粮食主产区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主要发现:①基础回归分析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化肥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尤其针对氮污染排放量;②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述削减效应主要得益于粮食种植规模的扩大,即通过发挥粮食作物生产的规模效应以降低化肥污染排放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促进劳动力转移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助于粮食主产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获取规模效应,进而实现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削减效应。据此,本文研究为粮食主产区内不存在增产加剧污染的可能性提供了经验性证据,也为在粮食安全的目标下兼顾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摘要：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摘要：在农村熟人社会背景下,厘清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农民绿色生产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对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水平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湖北省1049份农户调查数据,以村规民约与环境规制分别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基于多维度视角(根据作用机制将村规民约分为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根据措施性质将环境规制分为引导规制、激励规制与约束规制),讨论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均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积极作用。(2)在推动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表现为既替代、又互补的关系。具体来看,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呈现替代关系;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激励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传递内化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呈现互补关系。以上分析表明,政策推广需要借助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双重力量,同时,在未来政策设计上,要关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依系""依情"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