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本文分析了农产品市场中不同渠道模式下家庭农场最优决策行为。研究发现:政府直销区市场波动增大以及家庭农场风险规避程度变大,会导致家庭农场放弃在政府直销区销售农产品;相比于松散型"家庭农场+公司"模式,紧密型"家庭农场+公司"模式可以同时提高家庭农场与公司的效用;在一定条件下,家庭农场选择同时在两渠道中销售农产品既可以规避风险又可以提高收入。

摘要：农产品安全生产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厘清农业生产者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政策需求,是促进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保障。本文基于五个典型省区986户样本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业生产者安全生产的政策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业生产者所需要的政策支持按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提高定价权政策、生产技术培训政策、市场信息政策和资金扶持政策,而影响政策需求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年收入、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农产品销售的困难程度、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意愿等。对此,相关政策亟须根据农业生产者的需求结构变化来进行调整,针对不同生产条件提供差异化政策以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

摘要：文章研究了在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和政府征收碳税的条件下,制造商的最优定价策略。通过建立消费者对新产品、翻新品、再造品的不同效用函数,得出消费者对3种产品的不同需求,并给出在考虑需求和政府征收碳税情形下制造商的最优定价策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和政府征收碳税的同时,制造商同时生产3种产品进行的决策。结果表明:同等条件下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比选择非低碳产品的效用大,这使得消费者有低碳动机;制造商应利用产品的异质性来获得最大利润;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使其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增加,征收碳税促使制造商多生产低碳产品,这种与低碳联系在一起的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对消费者和制造商均是有利的。

摘要：生产环节是生猪供应链的起点,也是风险事件高发环节,养殖户滥用兽药、使用受污染饲料饲水以及疫病防疫、饲养环境维护、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不当行为均会引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影响且直接导致消费环节的损害,致使整个生猪供应链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测度既可以降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还可以提高生猪供应链风险管理效率。文章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结合江苏省阜宁县生猪养殖散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来源及其要素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内部安全风险、外部安全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三个方面。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内部安全风险来看,生猪养殖户对安全生产政策的不当认知是最为重要的风险因素,其次来自于生猪养殖户的病死猪不当处理行为和不当的兽药施用行为。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外部安全风险来看,相关部门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监管不力、生猪养殖户获取安全生产信息难度较大也可能会带来相关风险。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系统安全风险来看,除发生自然灾害与生猪产生疫病外,生猪养殖的成本较高、生猪收购价格过低以及生猪需求量的波动也是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对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生猪养殖户的认知能力,加速生猪供应链纵向整合,加大对疾病与自然灾害的监控与预测,提高生猪产业链集中度,以减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的安全风险。

摘要：随意性的施用农药降低农业生产主体田间劳动效率和生产管理效率,进而阻碍农业整体的安全生产。文章基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以及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深化的现状,以农药施用的随意性行为为视角,重点考察家庭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户(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业生产主体的行为差异,结合"理性经济人"、"风险规避"等相关理论依据,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主体随意性施用农药行为的产生机理及其具体表现进行典型案例分析。研究表明,在农药施用的时间、剂量、安全间隔期以及农药品种的选择等方面,不同类型农业生产主体随意性施药的原因、行为表现千差万别,但农产品生产产业化形式的发展对于农业生产主体的随意性施药行为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最后,提出以技术为导向,农业生产主体、社会组织、市场以及政府部门"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4省份397个生猪养殖户调查数据,引入损害控制模型(damage control model),分析了生猪养殖户使用兽药的边际生产率。本文建立兽药使用的回归模型,将由此回归模型得到的兽药使用成本预测值代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及损害控制模型以处理内生性,所得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害预期损失、兽药平均价格以及养殖规模对兽药使用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不同类型兽药的使用成本而言,养殖监管水平、参与养殖技术培训情况以及养殖信息获取便捷程度对保健类兽药的使用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治疗类兽药的使用成本并无显著影响;对于治疗类兽药来说,损失厌恶是导致其使用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他相关因素影响较小。此外,根据损害控制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兽药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表明所调查地区生猪养殖户已经过量使用兽药。

摘要：随着互联网普及率提高,在线视频平台数量快速增长,平台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平台用户接入策略的变化是影响双边市场运营效率的关键因素。针对具有典型双边市场特征的在线视频行业,构建平台、内容商和广告商之间的行为博弈模型,对比分析内容商选择"全网独播"和"多平台上线"接入策略时的平台定价水平和广告投入量,最终提出不同平台接入策略的市场条件。研究发现:相比于"全网独播"策略,如果消费者有着较高的广告厌恶倾向,那么"多平台上线"策略下的观看价格更低,而广告投放量更多;"多平台上线"策略能够提高市场总需求,当平台差异性较小时,会降低单个平台的利润水平;消费者广告厌恶系数、单位广告价格、平台的差异性将共同影响内容商的平台接入策略。在线视频行业中各参与主体的运作决策受不同市场因素的影响,内容商应充分考虑现实的市场条件来选择最优接入策略。

摘要：本研究针对"公司+农户"型供应链面临的双边投资意愿不足的现实困境,论文尝试在不对称纳什谈判博弈和Stacklberg博弈的框架下,分析"公司+合作社+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提升双边投资意愿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结构优化提出政策建议。数理模型分析显示:1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相比,"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农户种植投资和公司销售投资的意愿均能得到提升。2"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的农户利润水平与合作社谈判力正相关;当合作社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力时,即使合作社规定的资本留存率较高,农户利润水平依然能够高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3当合作社谈判力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时,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均能实现Pareto改进。4当考虑到公司和农户进行长期合作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确保农户履约的保证金阈值显著低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最后,利用数值仿真分析了合作社谈判能力、资本留存率等因素对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的影响以及农户保证金阈值的变化。论文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农户和公司在"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地位更为平等,合作社能够形成对于公司的制衡力量,这大大降低了农户进行种植投资后可能面临的"敲竹杠"风险,农户的种植投资意愿得到提升。当农户加大种植投资后,合格农产品产量将会提高,这反过来又会激励公司提升销售投资意愿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我国未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为基础,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有助于让农户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摘要：新产品作为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关键。新产品定价策略事关新产品的市场推广,而新产品定价的销售渠道作用及其机理有待深入研究。在"互联网+"条件下,厂商在推出新产品时面临着线上直销和线下分销两种营销渠道及其多样化组合选择。基于一个存在现有产品和新产品的竞争市场,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用以分析厂商新产品定价及其新产品渠道策略选择的条件依据。结果显示:(1)当线上市场的规模较小时,厂商应仅通过线下渠道销售新产品;当线上市场的规模适中时,厂商应同时开通线上线下渠道;当线上市场的规模较大时,厂商应仅开通线上渠道。(2)当实体店较为强势时,厂商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推出新产品;当产品间的差异性较大时,厂商倾向于仅开通线上或线下单一渠道。(3)当厂商选择不同的新产品销售渠道策略时,新产品和现有产品的定价水平都会相应变动。互联网环境下,新产品渠道策略选择应综合考虑不同的市场条件。

摘要：基于农产品认证可能出现失效的现实,建立农产品供应商和认证机构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刻画农产品认证市场均衡的演化路径,归纳导致农产品认证失效的市场条件,并提出政府介入弥补认证制度缺陷的可行政策。研究发现:(1)当伪劣农产品认证花费的伪装成本较高时,即便认证机构选择违规认证,供应商也会自觉提供合格农产品。(2)当伪劣农产品认证花费的伪装成本中等时,认证机构通过严格认证可以激励供应商提供合格农产品,认证制度有效。(3)当伪劣农产品认证花费的伪装成本较低时,认证机构通过严格认证无法制约供应商提供伪劣农产品,认证制度失效,此时政府可以通过对曝光的伪劣农产品供应商实施罚款来弥补认证制度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