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常常借助政治关联而非技术创新来开拓市场。在制度基础观的分析框架下,本文以2009-2016年期间在中国深圳、中国香港和美国创业板市场上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混合OLS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境外上市、中央强力反腐败斗争和行业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较于境外上市企业,境内上市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当企业所在的行业管理决断权较高时,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中央开展大力反腐败斗争后,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制度基础观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摘要：督促企业披露有“含金量”的环境信息,对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本文从经营不善的视角探讨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将环境信息分为“财务类环境信息”和“非财务类环境信息”两类,分析其披露倾向,并讨论媒体关注对上述披露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在经营绩效不佳时提升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媒体关注对此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原本倾向于披露非财务类环境信息,但在媒体关注的治理作用下,企业更侧重于披露财务类环境信息。所有权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乐于在经营不善时披露环境信息,特别是非财务类环境信息;媒体关注能强化非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时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促使其增加财务类环境信息的披露,而对国有企业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更理性地认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并为督促各类企业披露有“含金量”的环境信息提供了思路。

摘要：我国现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下,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方式、时间等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因此,企业这一社会责任的自觉履行需要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动机支撑,但其作用机理是否有效,投资者的关注度及解读尤为重要,亦即“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依次从分析师关注水平和媒体关注水平两个角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检验其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并分析所有权性质差异下的不同结果。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使用分析师关注水平衡量组织可见度时,该中介作用只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当使用媒体关注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时候,该中介作用在两种类型的企业中均只得到了部分体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本意是通过其影响企业的市值表现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环境社会责任,本文通过揭示其中组织可见度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启示企业对其市值管理、有关管理部门对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引导时的操作思路。

摘要：提升分部信息披露水平是推动落实注册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知识图谱工具,以1990—2020年发表于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的259篇文献为研究样本,从多个视角系统揭示国内外分部信息披露研究的现状和基础,并对我国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研究发现:国内分部信息披露研究发文量多集中于2000—2006年间,而国外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国内研究与国外相比持续热度较低且深度不足,特别是近10年来的研究尤为匮乏;分部信息披露研究遵循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和专有成本理论;分部信息披露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制度设计、影响因素、经济后果等方面。文章进一步分三个阶段归纳分部信息披露研究热点的演化规律,并结合当下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诉求,指出我国未来分部信息披露领域研究方向。

摘要：在竞争国汇率的汇率传导机制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将影响双方制成品在日本的竞争关系及东盟对日本的制成品出口情况。立足我国制定汇率政策推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发展,以竞争国汇率为视角,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东盟制成品出口日本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时,东盟国家出口日本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总额增加;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时,高收入东盟国家出口日本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总额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摘要：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会计师事务所的区位分布情况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区位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建立分所的经济动因,并进一步检验其设立分所的经济效果。以2010-2017年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在市场化程度高、服务业集聚以及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设立分所。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地区设立分所可通过区位优势吸引客户。该结论在Heckprobit二阶段模型控制自选择问题并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摘要：以中注协公布的2008-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上榜的246家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样本,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和做强之间呈现的新实证关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数量对收入无显著影响,即会计师事务所并未通过做大实现做强;研究还发现,注册会计师人数越多,会计师事务所总所所在地经济越发达,能显著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收入,表明智力资本和经济发达水平对会计师事务所做强起到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分所数量和收入的显著正相关关系集中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受惩戒的会计师事务所。

摘要：近年来,相关研究发现地理因素也会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决策及其后果。在目前审计研究领域中,学者们更多地聚焦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地理区位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通过梳理现有会计师事务所地理区位特征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文献,对其进行分类和评述,并提出会计师事务所地理区位特征在审计领域中的未来研究展望。

摘要：在绿色金融背景下,以烙印理论、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14—2020年样本数据,探讨高管金融从业经历与企业环境绩效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背景高管数量占高管总数的比例与企业环境绩效正相关,这是由于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加大环境投入,进而有效控制了企业污染物排放;高管金融背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于非国有企业中;较之有银行金融从业背景的高管,具有非银行金融从业背景的高管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为配合国家实现“双碳”目标,降低污染物排放并实现绿色化转型,上市公司可适当增加金融从业背景高管人数,加强高管的绿色金融政策和产品知识培训,强化企业管理者的环保责任意识,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