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从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意愿以及消费者购买意愿—行为差距的内外部因素出发,综合计划行为理论、感知价值理论和情境效应理论构建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基于华东地区江苏省和安徽省844个样本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行为特征因素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在安全认证猪肉消费领域存在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不一致的现象,消费者情境因素(感知行为控制)和环境情境因素在购买意愿向购买行为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安全认证猪肉的合理定价以及安全健康生活理念的宣传推广不容忽视。

摘要：为引导消费者进行有机农产品消费,推动有机农产品市场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主观知识、态度及对有机农产品环境影响重要性的认知三个因素对其有机农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情况,并检验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有机农产品支付意愿差异。主要结论有:(1)消费者有机农产品主观知识对消费者有机农产品环境影响重要性的认知和有机农产品态度均显著积极影响。(2)消费者有机农产品态度和消费者有机农产品环境影响重要性认知均对消费者的有机农产品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3)知识对认知和知识对态度的影响路径不因农产品购买群体、城乡而异;而认知、态度对支付意愿的预测程度根据农产品种类和城乡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4)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五个人口统计特征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女性、低年龄段、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更愿意进行有机农产品消费,为有机农产品支付更高价格。

摘要：在中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也可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文明与扶贫开发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背景,将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共同纳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且应该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真正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方能尽快促成该项目。而在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加入该项目的情况下,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最终都能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策略选择的均衡稳定。当然,发挥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综合收益、减少其投入成本和增加其不推动生态扶贫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方式,以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加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最大程度保证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其中,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综合收益、增加其不推动该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将更显著地促成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推广的均衡稳定。根据以上结果,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有针对性地设计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信任,提高地方政府对市场化项目收益的认知,以及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摘要：将环境认知细分为环境保护认知、环境风险认知和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三个维度,引入环境情感与环境责任意识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多维度环境认知影响消费者环境友好行为的理论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环境认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环境保护认知对环境友好行为不存在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环境情感与环境责任意识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环境风险认知既可以直接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也可以通过环境情感与环境责任意识间接影响环境友好行为;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对环境友好行为只存在直接正向影响;环境情感能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责任意识,但环境情感与环境责任意识不在环境严重性认知与环境友好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摘要：文章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成果厘清粮食销售环节的减损主体,在分析各减损主体参与粮食减损过程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使用博弈方法对参与粮食销售环节减损过程各主体的减损行为进行分析,明确各主体间的制约关系,理清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并提出了优化粮食销售环节减损效果的具体措施。

摘要：本研究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探讨影响消费者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因素,基于来自江苏省与安徽省844个消费者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描绘消费者关于安全认证猪肉购买意愿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购买意愿的要素分别是消费者对于安全认证猪肉的了解程度、态度、关注程度、识别能力,以及政府的宣传号召、猪肉的产地信息、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消费者对政府监管效果的满意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加强食品安全知识教育培训,正确引导消费者行为;二是加强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的引导与监督;三是加强政府法律建设,提高政策实施执行力度;四是加强产地认证建设,提高品牌建设意识。

摘要：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极大降低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日益提升。然而,市场上消费者安全消费意愿和实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一部分拥有安全食品消费意愿的消费者最终并没有产生实际购买行为,致使安全食品消费市场出现了'非理性均衡'现象。鉴于此,本文选取猪肉作为安全认证农产品的典型代表,基于江苏省和安徽省两省844位消费者的调查数据进行RPL分析和二元Logit回归分析,从消费者对安全认证产品不同属性层次的偏好以及影响消费者安全消费的因素两个方面对消费者的安全消费意愿和购买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附加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产地信息和无添加剂和兽药残留标签这几类属性特征的猪肉具有显著偏好,在猪肉上标注此类信息可有效提升消费者对猪肉安全的信任程度。而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不一致现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以及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标志的信任程度、对安全认证猪肉的了解程度和对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消费者安全消费'非理性均衡'现象的出现。综合两个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价格和年龄是导致消费者安全消费'非理性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旨在为构建安全认证食品市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安全认证食品市场秩序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摘要：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广受关注,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在农产品质量管理中具有较大优势,不仅可以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组织平台,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控制的有效载体,还有利于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可追溯性,但当前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经营环节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此,文章从完善制度保障、实行内部奖惩、建立品牌意识、强化政府支持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摘要：中国是生猪生产与消费大国,居民对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意愿与支付行为对生猪产业发展与市场安全至关重要,对猪肉产业食品安全影响深远。由于消费者真实行为决策信息的收集成本较高,流程较为复杂,现有研究多基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视角展开分析,以期为生产商、销售企业、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一定参考建议。然而,由于偏好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干扰制约,消费者的意愿表达与现实选择间往往具有一定差距,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由于支付行为偏差的存在在应用借鉴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为深入了解消费者的支付行为偏差及其成因,促进农产品安全生产消费,本文基于对江苏和安徽两省12市844名消费者的实地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1)消费者安全认证猪肉的支付行为偏差普遍存在,大多数有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实际上并未做出真实的支付行为,意愿与行为间具有较大的差距;(2)猪肉市场安全满意度与家庭年收入是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猪肉市场安全满意度与家庭年收入越高,消费者支付行为偏差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3)年龄、受教育程度、认证标识信任度、对安全认证猪肉的了解程度、购买渠道的便利性、购买条件等因素对偏差的形成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者购买意愿转变成真实的支付行为。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安全认证猪肉市场的发展,提升猪肉产品的质量水平,有力保障食品安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强对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的普讲宣传,提升居民对安全认证猪肉的了解程度与信任水平;(2)进行积极的产品推广与渠道拓展,提高公众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便利性;(3)优化安全认证猪肉的生产流程,降低营销成本,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

摘要：生猪养殖过程中的兽药使用行为对生猪的质量和产量具有重要影响。生猪的质量和产量提升有赖于规范使用兽药行为。本文探讨了感知风险、预期收益对规范使用兽药行为的影响,揭示了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重要调节作用,并利用来自全国四个省区的397个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感知风险、预期收益对规范使用兽药行为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预期收益、自我效能感对规范使用兽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感知风险则对规范使用兽药行为影响不显著;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预期收益对规范使用兽药行为的影响,负向调节感知风险对规范使用兽药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