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区域间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首先,构建包含年轻人跨区流动、老年人隔代照护、“统账结合”养老保障制度等中国特征事实的三期OLG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人口净流入比例的影响,人口流入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进一步地,采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的县级数据,构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以及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随着人口净流入率的提高而不断弱化,特别是当人口净流入比例高于41.25%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反而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认为,应通过激励中青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实施产业转移和跨区投资、设计精准的养老金调剂制度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减轻人口流出地区的养老负担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摘要：本文检验了地方增长目标“加码”对地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局部投影法的实证检验发现,地级市当年制定的增长目标相对于省级的加码幅度增大,在此后的1—3年内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增长率,但会对其之后6—10年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理论和机制分析表明,设置加码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短期、轻长期”的逆向激励效应,引导其更多地安排短期刺激资金,降低具有长期增长促进效应的投资,最终对地方长期增长潜力产生抑制效应。据此,本文认为,应弱化GDP增长目标的硬性约束作用,激励地方政府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合理增长目标。

摘要：美国、日本和德国早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其有关养老保障事业的税收政策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结合我国国情,建议我国未来要提高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力度、构建多支柱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设置惠及不同类型人员的多元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更具公平性和针对性的赡养支出个人所得税扣除政策。

摘要：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以中国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考察经济集聚是否会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显著小于非城市群城市,经济集聚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群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为企业提供了"集聚租金",从而对区域内的企业形成了"锁定"效应,使城市群城市无需通过实施过度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减轻宏观税负以吸引资本流入,因而可以降低其参与税收竞争的力度。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成立城市群内部跨行政区域的税收管理和协调组织等措施,深化并创新城市群的税收合作与协调,提升城市群的集聚优势,以高效务实的合作改变地方政府对税收竞争的依赖。

摘要：本文采用代际账户核算方法,模拟测算了中国"现存代"和"未来代"的净税收负担值,探讨人口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关系。结果显示:如果保持当前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变,未来代的净税收负担要明显高于现存代,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代际财政不平等问题,而且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越快,代际财政不平等程度就越高;但是,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关系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折现率的变化,折现率降低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提高,将会缓解老龄化对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冲击。据此本文认为,放开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改善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政失衡状况的有效举措。

摘要：本文致力于探讨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OLG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农民工能够同等享有城镇公共服务受益的条件下,新型城镇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利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2—2020年)》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和2020年的目标值,测算出各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率,据此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新型城镇化率超过13.2%后,新型城镇化将有助于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这一效应在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认为,为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在实施城镇化的进程中,应着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能够同等分享城镇公共服务。

摘要："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利用中国2000-2014年1795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县财省管""扩权强县"和综合的"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省管县"扁平化改革,都对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分地区的检验结果显示,"省管县"改革对基层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其中,所有类型的"省管县"改革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县级政府提高税收努力,但却降低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在探讨上述结果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一是设计合理的转移支付补助模式,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作为拨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依据;二是构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级政府的利益;三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改革模式和进度;四是将财政管理改革与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结合,构建地方财力与事责的挂钩机制。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选取总公平感、教育公平感、收入公平感和阶层流动公平感四个主观公平指标,全面考察高校扩招政策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扩招显著提升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提高了因扩招而上大学个体的收入,使其对教育公平和收入公平产生更大的正向感知;与此同时,因扩招而上大学的个体对阶层流动的公平感知却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这一群体对社会总体公平的认同度显著降低。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扩招是否让受益群体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是影响高校扩招和社会公平感关系的关键机制。本文认为,大学扩招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并提升社会整体的公平状况;未来应致力于推动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弱化教育分成导致的阶层固化,促进高等教育扩张这一普惠性政策真正发挥提升社会公平感的作用。

摘要："环保约谈"是中央强化对地方环境治理监管力度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致力于采用中国地级市的日度和年度数据,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评估这一压力型环境监管制度对地方环境质量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环保约谈有助于在短期内迅速降低城市二氧化硫的浓度,但对其他污染物浓度并无显著影响,且这一政策效果在约谈半年后便不再成立;环保约谈后,地方政府通过增加以脱硫项目为主的环境治理投入,以及通过对企业实施"停产""限产"等"铁腕"措施,达到短期迅速减排和降低二氧化硫浓度的目的,其环境治理行为呈现出"选择式"和"运动式"治污的特点。据此,本文认为,应推进环保约谈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改变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构建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环保约谈机制,在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管高压的同时,激发地方保护环境的内生动力;应拓宽环保约谈信息公开的渠道,创新约谈信息公开的方式,推动对地方环境治理的社会监督和公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