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经济转型及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促使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利用方式发生转变,农户家庭耕地生存依赖度弱化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1 14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运用Bi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调研区域41.10%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 751.12元/hm^2、4 391.33元/hm^2,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租金水平整体偏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高;农产品主产区流转参与率较高,但租金水平较低;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低,流转市场发育迟缓。(2)区域间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功能区农户耕地资源利用的食物生产功能弱化明显,而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则明显弱化耕地资源的养老就业功能。(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家庭耕地利用在经济贡献、养老就业及食物生产等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家庭做出土地转出决策的可能性愈小;而选择土地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家庭耕地利用所表征的选择馈赠功能越强,其家庭越倾向于留存土地,且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较高,作用方向与整体基本一致;生态功能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最低,且作用方向偏离整体幅度较大。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土地流转发育受耕地利用功能的影响越明显。

摘要：基于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划的分析框架,以武汉、黄冈以及荆门等典型地区的6个乡镇42个行政村的51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主体功能类型区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并运用HLM模型进行分层并讨论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存在提升效用,但因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民的承包权意识,因而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建立的情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一定的抑制性。(2)村庄和农户个体两个层面均有指标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在村庄层面,是否有公交对农户感知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农户个体层面,村干部经历、自身自信程度、抵抗灾害能力、耕地块数、农业生产工具等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也有着显著影响。(3)不同主体功能区受访农民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所占收入比重较大,受访农民对政府农业补贴标准的敏感度较高,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略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民。

摘要：以四川省成都市3个镇18个村庄208户农户为例证,构建生计资产六边形分析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定序Logit方法探讨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性和影响度。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个体差别。永安镇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50%~90%的一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高,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的二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江源镇农户生活满意度相对最高,非农业户和纯农业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兼业农户。2农户生活满意度与生计资产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482 2。其中,心理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大（0.686 0）,自然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低（0.480 6）。3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和心理资产的增加会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而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则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

摘要：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