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加快、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的背景,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及国际贸易等维度选取2000—2017年月度指标,利用时变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MS-TVTP)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进行预警。结果发现:跨境资本流动高风险区制内,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股票市值占GDP比重和财政赤字率下降会使风险加剧;低风险区制内,上述变量作用方向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流动与股市、楼市的联系不断紧密。由备选指标中先行指标合成的国际和国内因素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区制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国内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从低区制向高区制转换的影响更大,但该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减弱;国际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状态转换的影响自金融危机以后不断增强。运用预警模型对2018—2019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此时期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位于高区制,且从高区制向低区制转换的概率较低。因此,现阶段应从经济基本面出发,关注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加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监管,防范紧缩型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控制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做好跨境资本流动预期引导工作。

摘要：利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深化和房价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具有先上涨后回落的倒“U”型特征,且这一影响可通过房地产贷款规模扩大和资本市场发展完善两条机制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扩大了房地产贷款规模,正向推动房价上涨,另一方面促进资本市场完善,对房地产投资形成替代效应,负向影响房价波动;金融深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表现出了区域异质性。建立房价调控机制需要继续推进金融深化,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发展,同时结合区域发展状况,因城施策、因地制宜。

摘要：新一轮的智能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缓解国内供需错配、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机遇。本文通过构建产业智能化指数,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产业智能化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业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可显著带动消费升级;产业智能化可通过驱动国内产品供需匹配、拉动海外消费回流,以及通过国内产品供需匹配拉动消费回流三条中介路径促进消费升级;同时,产品质量优化还会调节产业智能化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生产效率提升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为更好地发挥产业智能化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应进一步借助智能化产业发展机遇优化产品质量、推动国内产品供需匹配、加强实感体验以拉动消费回流,协同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产业智能化和消费升级。

摘要：本文立足于我国实体企业大幅增持金融资产和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加剧的现实情境,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6年的海外并购数据和财务数据,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对外直接投资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此外,企业国有产权属性和海外投资频次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之间的负相关性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有着多次海外投资经历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积极“走出去”,增加海外投资,能够通过抑制经济“脱实向虚”改善实体企业主业业绩。

摘要：深入探究绿色债券发行的经济效应对于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勾勒发行绿色债券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的理论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对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者存在何种关系、有何作用机理以及异质性影响展开系统性分析,解构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并采用多重稳健性检验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第一,发行绿色债券支持债券创新效应假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从实质效果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漂绿”问题尚不严重;第二,基于绿色债券发行特征的剖析显示绿色债券的发行额度越高、发行期限越长,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越强;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及增强投资者关注等三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发行绿色债券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样本中更显著。文章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绿色债务融资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不仅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和“构建以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而且为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研判当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成色”,防范绿色债券“漂绿”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