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浪潮以及从近代以来形成的中西之间文化势差,导致了非西方世界中的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在应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过程中,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存在民族生存危机和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巨大压力,极易走向两个极端,即要么走向全盘西化,民族文化自信丧失;要么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保护泛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逐步弱化,由于儒家文化共同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共同体的性质差异,以及中西方关于国家现代化道路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逐步走到了国家战略的前台,并内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现实基础。在21世纪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视野下,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西方文化强国在文化上相互借鉴,交融互补,以利用西方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实现后发优势,其正在取代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战略的立足点,也由此构成全球化背景下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如果不严格区别作为学术概念的文化安全与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文化安全,一旦将仍然处于学术讨论中的国家文化安全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概念,就可能因为其政策指向不明确和政策边界不明晰而极易受到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牵引,进而陷入泛意识形态保护的陷阱。因此,有必要深入讨论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性概念的内涵与局限,借鉴中外历史上"文化开放则兴,文化封闭则衰"的文明兴替镜鉴,科学理性讨论新时代国家文化政策的目标和原则,建立有助于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我国文化开放水平的国家文化政策框架,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非物质载体的虚拟文化空间形态发展迅速,改变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环境。本文从文化生产方式与空间组织模式两方面论证了虚拟文化空间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即虚实对接融合型平台发展模式、“文化创意+”场景型用户生产模式、全场景型大数据驱动推广模式与产业共生型创新发展模式。

摘要：在“中国化”路径之下,文化产业的概念需要进行重新定义才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可阐释性。与新中国同步的新中国文化产业史可以分为奠基期、繁荣期与引领期三个历史时期。在奠基期实现了由点到面、从多地到全国、从星星之火到体系完备的质变,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并完成了新制度与新导向的确立。而在繁荣期,文化产业则逐渐确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激活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并融入、开拓并培育了国际市场。在引领期,中国文化产业逐步建立了文化和科技融合与文旅融合创新体系,文化产业日渐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而多元化的资本结构则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在机制上形成了新的创新与“文化产业+宣传思想”的聚合效应,在“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引领期的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的国际化融入。因此,要牢固树立中国文化产业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这一观念,并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为本的基础上,保持创新的心态,进一步完善、健全国内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与市场体系,控制资本市场的风险。今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内要依赖于城市化进程与不同地区的协调创新发展,对外应进一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地将文化资源、资本与市场进行全球化配置与转换,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使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更为坚实的国内基础与国际空间。在大方向上继续坚持求新精神,努力开拓出中国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局面。

摘要：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共文化生活正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发展态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为公共文化建设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宏观环境基础,公共文化建设的新路径亟待开拓。财政支持是调节公共文化供给的重要杠杆,也是推动公共文化建设不断发展的有力引擎。通过优化财政支撑模式,确保当前形势下公共文化发展的有益转型,也就成为新时代下公共文化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