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视角测算耕地保护补偿价值,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有利于明确耕地保护权责、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均衡和谐。因此,为准确测量耕地发展权价值,建立起融合耕地发展权价值在内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该文以陕西省为例,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视角,构建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方法体系,测算了耕地盈亏平衡和耕地发展权价值,最终依据该价值确定出相应的补给和受偿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陕西省总体处于耕地亏损区,总赤字面积为39.52×10~4 hm^2,人均耕地赤字面积为0.0136 hm^2,耕地总面积赤字率为9.89%;2)在省级层面,陕西省现实耕地发展权价值为50.57元/m^2,考虑到陕西省耕地盈亏量,陕西省总体耕地发展权价值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在国家未给予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实际需要支付1998.50亿元的耕地发展权资金;3)在地级市层面,西安市、汉中市、商洛市、延安市、安康市和铜川市6市(亏损程度从重到轻排序)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补给区域,而榆林市、渭南市、宝鸡市和咸阳市4市(盈余程度从高到低排序)则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受偿区域。

摘要：本文将制度的人为设计理念融入"制度创新—制度选择—制度扩散"的一般性制度演化分析中,并基于中国特色制度变迁的情境,构建了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设计—演化"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迁逻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农地制度变迁逻辑表现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与农户间基于制度设计与演化的有机互动。整体上符合制度"创新—选择—扩散"的演化机制,人为设计内嵌于制度创新、制度选择和制度扩散三个环节,但是农地制度改革不同阶段人为设计的介入程度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土地改革阶段表现为"设计—演化"的有效互动,中央政府通过主动选择和扩散制度满足了源自村集体及农户的土地改革需求,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农业合作化阶段的农地制度演变主要体现为在中央政府宏观"设计"行为下地方及村集体在制度创新和选择行为方面做出的有限调整,导致了集体化的失败;而中央政府对地方基层创新行为的认可或否定,构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补充和完善阶段的主要内容。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奇迹"的诞生。基于此,在未来农地和其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中,应该在坚持改革底线基础上,放宽对于集体的行政约束,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和村集体进行自主创新和自主选择,同时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通过审慎严谨的制度推广以降低其他地区制度创新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