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中国省际投入产出数据,应用改进的"零和博弈"数据包络(ZSG-DEA)模型,对中国碳排放的效率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按照效率的高低对碳排放的额度进行分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存在较大的差距,以考虑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各省份之间碳排放重新分配后,效率明显提高,除辽宁、吉林和福建的效率为0. 999外,其余省份都为1。从分配的结果看,发达省份基本都是实际碳排放少于重新分配后的数量,效率低和经济不发达省份的碳排放多数处在超排状态。最后采用考虑公平和效率的单指标分配,发现效果并没有按照ZSG-DEA模型分配的好,这表明按照ZSG-DEA模型分配更加符合经济的发展状况,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摘要：本文采用2001—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国际经济调整对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经济调整对我国外部经济依赖度更大的城市造成了更大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外部经济依赖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则其2008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率相对2008年之前下降0.46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下依然存在,且一系列检验表明这一发现是稳健的。在异质性上,我们发现国际经济调整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增长造成影响;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更强的本地市场效应,国际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国际经济调整不仅对城市GDP增长造成了直接影响,而且其通过影响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长进而产生间接影响。机制方面,我们发现国际经济调整主要影响了出口贸易从而影响了城市经济增长率。

摘要：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凝聚。采用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数字经济指数与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老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结合中国专利数据库的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可忽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有文献多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上寻找原因,亦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产业政策,但从产业政策层面展开的研究未能得到一致的结论。文章利用我国2001-2015年分省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在平均意义上提高了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显著缓解了产能过剩。进一步证实了产业政策确实与产能过剩相关联的常见特征有显著关系,产业政策提高了产出规模、产销比和利润产出比,同时降低了投入产出比。文章进一步研究了地方政府压力对制造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效应。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经济增长压力和官员晋升压力不仅引致了产能过剩,而且削弱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文章的研究增进了人们对政府行为、产业政策和产能过剩三者内在关系的理解。

摘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全球减贫与发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互利共赢融资平台的战略要义,但目前却鲜有研究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减贫效应进行系统识别。本文采用亚投行71个成员国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减贫效应,并考察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成员国产生减贫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有助于成员国实现减贫目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成员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将会降低1.992个百分点,贫困差距将会缩小0.563个百分点。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减贫结论依然成立;相较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减贫红利;在影响机制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全球化效应对成员国产生减贫作用。本文研究丰富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实证支撑。

摘要：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目标导向,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需要依靠企业这一微观主体来实现。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及典型事实,提出了经济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企业实现异质性逻辑框架,在需要稳增长情形下,国有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增加投资,非国有企业投资相应缩减。本文利用1998—2013年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经济下行时期政府需要稳增长情形,发现在经济下行时期,目标导向作用显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增加约2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减少约1.7个百分点。这个发现非常稳健,揭示了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机制,也深化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理论认识。

摘要：夜间灯光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状况。近年来,经济学者将夜间灯光数据引入经济统计框架,用于度量经济活动活跃程度及分布特征,在修订和改进GDP统计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引发了采用夜间灯光数据的经济学文献持续增长。本文基于对夜间灯光数据以及GDP统计数据特征的对比分析,系统梳理了经济学界基于夜间灯光数据调整和修正GDP统计数据的文献,进而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如何借助夜间灯光数据对经济发展差距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等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本文进一步提炼了夜间灯光数据应用方面需要注意的挑战和问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摘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全球各国共同的诉求。由中国倡议发起并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亚投行,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战略角色。基于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基本特征与业务重点,从构筑国际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摆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资本的被动局面、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这三个方面,解析亚投行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在亚投行的战略实施中的国际责任与践行路径:以新冠疫苗共享向全球提供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以减税降费政策激励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以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摘要：基于贸易条件视角分析“中国式悖论”形成的理论机理,并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识别中国财政支出、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之间的时变关系,为廓清“中国式悖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理论模型表明,由于中国的Armington弹性(即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间的替代弹性)较大,因而财政支出扩张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降低投资回报率并挤出国内投资。如果投资的挤出效应超过预算平衡的恶化效应,则可能形成“中国式悖论”。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将会经历“双重发散”和“双重赤字”交替出现的时变过程,原因主要在于:2012年开始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不断减弱,财政支出冲击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经历了“由负到正”的逆向波动,从而导致贸易收支效应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的时变特征。

摘要：随着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应用,“互联网+”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文采用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中国“互联网+”指数和290个地级市数据,实证考察了“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在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互联网+”指数每提高1%,城市对外贸易总额将会增加2.522%;数字经济、数字政务和数字生活能够促进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其中数字生活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条件性和空间外溢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