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题名(书名、题名),A=作者(责任者),K=主题词,P=出版物名称,PU=出版社名称,O=机构(作者单位、学位授予单位、专利申请人),L=中图分类号,C=学科分类号,U=全部字段,Y=年(出版发行年、学位年度、标准发布年)
AND代表“并且”;OR代表“或者”;NOT代表“不包含”;(注意必须大写,运算符两边需空一格)
范例一:(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AND Y=1982-2016
范例二:P=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K=Visual AND Y=2011-2016
摘要: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多元的政治过程。本文以三明医改试验为案例,研究中国社会政策(以卫生政策为代表)的扩散过程。研究发现,多种因素的复杂互动推动了三明经验的扩散。这些因素包括:卫生政策领域各级政府中的政策行动者,致力于卫生事业改革的政策企业家、由政策问题与各级政策行动者交织而成的特定的政策情景,以及权力集中而财政分散的单一制政体。这些因素可以构成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扩散的府际关系视角。没有来自地方财政的压力和主要领导人的决心,三明市政府不会对卫生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性变革;没有以詹积富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的坚持和努力,三明医改试验难以持续并取得成效;没有因中央政府的医改创新焦虑和医改试点城市的创新滞后而形成的特定政策情景,三明医改实践得不到媒体和学者的关注;没有来自财政部对医保基金收不抵支的强烈关注,三明医改经验得不到全国的扩散。三明医改经验的扩散表明,在中国单一制政体和分割的权威体系下,特有的府际、部门间博弈可以为政策扩散创造条件。
摘要: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模式和实践受制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的政府购买服务能够展示出来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为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因素?政府决定跟什么样的私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来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的或新有的模式。传统上认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主导。论文以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具体案例,研究发现:第一,虽然政府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事业单位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非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有相当比例是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成立的;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表现明显。第二,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它们参与体现了竞争性的发展模式,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甚至比更具官方色彩的其他组织在获得政府项目上更具显著优势。论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带来了混合性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既延续了传统的大政府模式,也带来新的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
摘要:由于不同国家的卫生筹资体系存在显著差异,所以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的地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1)在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2)在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中等的地区,社会医疗保险发展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3)在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合理控制社会医疗保险规模对于发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具有一定意义。
摘要:2003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卫生筹资转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二是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下降。本文利用两套面板数据对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决定因素与健康绩效进行了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1)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收入弹性为正数且小于1,医疗服务在中国应被视为必需品;(2)统筹基金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而非相互促进关系;(3)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刺激了居民门诊和住院的医疗服务利用程度,但是卫生筹资转型并未能够带来明显的健康绩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目的:调查“一元钱看病”模式下居民基层首诊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评估和推进“一元钱看病”模式提供参考。方法:以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为理论框架设计问卷,选取花都区41个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单因素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特征下“一元钱看病”模式居民基层首诊行为的差异和居民首诊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得到1307份有效问卷,73.0%居民就医首选本村卫生室,被调查者对于“一元钱看病”模式的总体满意率为96.0%。年龄、性别、医疗保险、自评健康状况和慢病情况影响“一元钱看病”模式下居民基层首诊行为。结论:“一元钱看病”模式下基层首诊率较高,基于多种因素影响,促进“一元钱看病”模式纵深发展,还需从医疗保障、重点人群、健康需求3方面协同推进。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据此框架总结核电知识与核电态度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探讨青年大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及其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本文认为,大学生的核电知识水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客观知识反映了大学生关于核电实际的知识储备,主观知识则是大学生对自身对于核电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水平和主观知识水平均偏低,且二者的匹配度不高;获取核电知识主动性越高的大学生,其主观知识水平越高;提高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水平和主观知识水平均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于人类使用核电、我国发展核电和家乡建设核电站三个层面的核电接受度;大学生关于核电的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水平与他们对于人类使用核电、我国发展核电和家乡建设核电站三个层面的核电接受度均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且客观知识水平与对于我国发展核电的接受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强于主观知识水平。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规模小型化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儿童和老人的照顾问题已成为超越家庭范畴的社会政策议题。面对因照顾负担加大和照顾资源短缺而形成的"照顾赤字",亟需对照顾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思考。本文首先介绍西方照顾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照顾政策的国别差异,再以照顾的性质、形式、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关系、照顾的社会效果为主题梳理关于照顾的学术争论,最后探讨照顾研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设计的启示。
摘要: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摘要:一、投资型产品的法律属性(一)万能保险产品的法律属性万能寿险最早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欧美国家,是对传统终身寿险的创新。它与传统终身寿险的区别在于,万能寿险的设计思想来自于将终身寿险保单保险金额中的保单现金价值与净风险保额分开,
摘要: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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