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未婚育HIV阳性MSM的婚育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设计,对济南市市中区865名未婚育的HIV阳性MSM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其社会人口学资料及其他一般特征、病耻感、婚姻态度、婚育意愿等信息,采用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婚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45.9%(397/865)的HIV阳性MSM可能或肯定要结婚,平均期望结婚年龄为(32.6±4.4)岁,54.6%(472/865)可能或肯定要生育,平均期望生育年龄为(35.0±4.5)岁。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年龄≥32岁(OR=2.21,95%CI:1.58~3.09)、农村户籍(OR=1.54,95%CI:1.09~2.19)、独生子女(OR=1.78,95%CI:1.28~2.48)、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以下(OR=1.79,95%CI:1.28~2.50)、双性恋(OR=1.67,95%CI:1.13~2.46)、近12个月曾与女性性交(OR=1.96,95%CI:1.14~3.36)、未将HIV阳性结果告知家人(OR=1.45,95%CI:1.02~2.06)、未患有梅毒(OR=1.66,95%CI:1.07~2.58)、除HIV阳性外无其他慢性病(OR=3.28,95%CI:2.33~4.62)、低病耻感(OR=2.83,95%CI:1.51~5.31)/(OR=2.41,95%CI:1.28~4.55)、对婚姻态度积极(OR=3.08,95%CI:2.26~4.22)的HIV阳性MSM婚姻意愿更强;年龄≥32岁(OR=2.56,95%CI:1.85~3.56)、农村户籍(OR=1.74,95%CI:1.24~2.45)、独生子女(OR=2.03,95%CI:1.47~2.81)、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以下(OR=1.57,95%CI:1.14~2.15)、月收入≥4000元(OR=1.96,95%CI:1.43~2.68)、双性恋(OR=1.91,95%CI:1.30~2.81)、未将HIV阳性结果告知家人(OR=2.07,95%CI:1.48~2.89)、未患有梅毒(OR=1.60,95%CI:1.06~2.41)、HIV阳性诊断时间≥32个月(OR=1.54,95%CI:1.12~2.12)、除HIV阳性外无其他慢性病(OR=1.46,95%CI:1.07~2.01)的HIV阳性MSM生育意愿更强。结论有较高比例未婚育的HIV阳性MSM仍可能或肯定要婚育,那些年龄较大、农村户籍、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双性恋、未将HIV阳性结果告知家人、未患有梅毒、除HIV阳性外无其他慢性病的HIV阳性MSM婚育的可能性更高,亟需进一步研究促进其合理、合法实现婚育的策略与措施。

摘要：目的 分析自尊对接受ART成功的HIV感染者的歧视知觉与抑郁、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对济南市市中区接受ART成功的HIV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调查对象歧视知觉、抑郁、焦虑和自尊等信息。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考察歧视知觉、自尊、抑郁、焦虑的相关性,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自尊对歧视知觉与抑郁、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 1 175名调查对象中,47.1%有抑郁症状,31.1%有焦虑症状,56.3%歧视知觉水平较高。歧视知觉与抑郁、焦虑呈正相关(P<0.01),与自尊呈负相关(P<0.01),自尊与抑郁、焦虑呈负相关(P<0.01)。分层回归分析表明,控制其他变量后,歧视知觉能显著地预测抑郁(β=0.252,P<0.001)和焦虑(β=0.265,P<0.001),自尊则能显著地调节歧视知觉对抑郁(β=-0.621,P<0.001)和焦虑(β=-0.567,P<0.001)的影响。结论 接受ART成功的HIV感染者有抑郁、焦虑症状的比例仍较高,自尊在其歧视知觉与抑郁、焦虑关系中起到了缓冲作用,针对歧视知觉的干预需长期保护和提升HIV感染者的自尊。

摘要：目的了解经性途径感染HIV者本人将HIV感染结果告知家人、伴侣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对济南市市中区1154名经性途径感染HIV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调查对象本人将HIV感染结果告知家人和伴侣的现状,采用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告知家人、告知伴侣的影响因素。结果经性途径感染HIV者本人将HIV感染结果告知家人、伴侣的比例分别为48.4%(558/1154),53.2%(614/1154)。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HIV阳性诊断时间≥37个月(OR=1.48,95%CI:1.13~1.93)、女性(OR=2.80,95%CI:1.32~5.93)、年龄<33岁(OR=0.61,95%CI:0.46~0.81)、和家人居住(OR=1.64,95%CI:1.25~2.14)、除艾滋病外患有其他慢性病(OR=1.61,95%CI:1.24~2.09)、歧视知觉越低(OR=0.45,95%CI:0.28~0.70)/(OR=0.69,95%CI:0.53~0.90)的感染者更可能告知家人。女性(OR=3.23,95%CI:1.46~7.16)、在婚(OR=1.81,95%CI:1.25~2.61)、歧视知觉越低(OR=0.44,95%CI:0.28~0.70)/(OR=0.67,95%CI:0.52~0.87)的感染者更可能告知伴侣。结论经性途径感染HIV者的家人、伴侣告知率均较低,亟须进一步研究促进其实现告知的策略与措施,使其能充足且持续地获取家人及伴侣的心理关怀与支持,减少其继续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

摘要：乡村数字治理接点平台是大数据背景下国家数字发展战略落实于乡村的智能高效传递媒介,在国家与乡村之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接点作用。因此需要从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接点互动角度去构建其逻辑框架,形成具有“目标层、主体层、应用层、支撑层”的复合治理结构。在对典型案例审视后发现,实践中的乡村数字治理接点平台在建构逻辑上体现了治理框架中目标层的治理现代化、主体层的多元共治、应用层的多功能服务、支撑层的技术工具与制度互嵌。在运作机理层面,乡村数字治理接点平台能从治理模式、服务方式及运行特征三个方面彰显衔接国家与乡村的接点作用。打造乡村数字治理接点平台要结合国家顶层设计及乡村场域形态,从理念、资源、组织、制度四维度搭建其联动策略体系,促进国家制度引导和农村内源发展的双向提升,以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接点平台的功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