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一个双寡头价格竞争模型去刻画同质厂商在面对异质消费者时,如何设计最优团购合约,如何选择价格策略,从而寻求博弈的纳什均衡解。最终我们发现,对于厂商来说,尽管最优团购合约一直存在且能够被消费者实施,但最终的市场均衡却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当异质性消费者信息差异过大或过小时,市场上团购均衡不能出现;只有当消费者对该产品基本属性的评价相对于该产品的信息评价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时,市场上团购均衡才会发生,但此时一定伴随着低价均衡与高价均衡,如何选择则只能由消费习惯、厂商议价能力等外部因素先验决定;当消费者对该产品基本属性的评价相对过高或过低时,团购均衡还是不会出现,这能够解释市场上的团购产品为何总是集中在那些基本属性和信息效应共存,并且两者所占比重差异并不巨大的商品之中。

摘要：市场设计是微观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相结合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先行研究者已因这一学科对现实世界经济实践活动的巨大影响而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市场设计中,经济学家的角色从理论家转变为工程师。他们或改良和提升原有经济机制的效率,或利用各种经济理论积极设计新的经济机制。本文旨在梳理市场设计在社会实践中运用的案例,从双向市场、拍卖和匹配三个方面综述了市场设计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涵盖了学校录取问题、就业市场的匹配、肾移植的匹配问题、3G牌照拍卖和频段拍卖、网络广告拍卖和其他拍卖设计等多个活跃的市场设计领域,并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了国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前景。

摘要：本文针对国内外委托代理理论主要局限于理论分析层面而实用性不强的特点,在概要评论有关利润基数确定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一家公司委托代理实际案例的研究,提出了旨在能够解决实际委托代理关系的"联合确定基数法"。文章分析了联合确定基数法与棘轮效应模型的区别和联系,以数学方法论证了联合确定基数法的若干命题,描述了公司利润基数确定的利益诱导机制,并对比分析了联合确定基数法与西方教科书中的"激励设计模型"。本文试图以联合确定基数法为核心内容的一次性动态模型,代替蕴含着讨价还价过程的多次性动态模型。

摘要：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实践应用中的困惑及其与理想目标的背离,引发了对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应用乏力的反思。以国际主流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为主轴,本文系统地描述和剖析了其思想起源、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的完整历程,并进行了简要地总结与评述,籍此,针对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中的瓶颈,就政府绩效审计的本质、范围、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设计等关键问题,着力分析了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给予的启示与意义,以期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未来良性变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摘要：本文探讨了GDP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局限性,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GDP核算体系对日益增长的无形投资(intangibleinvestment)和知识经济的忽略,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重新评估。文章指出,现行GDP统计方法没有包括非市场经济、地下经济和闲暇活动;低估了我国劳务等产业创造的价值及其增长潜力;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文章的结论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诸方面的原因,这些忽略和低估对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的实际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率,特别是增长潜力要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摘要：本文使用F县两届普通高中学生全样本数据,利用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方式对学生能否进入重点高中产生的外生影响,根据断点回归设计的原理,研究了重点高中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就理科生来看,重点高中学生的高考总成绩、数学和语文成绩都高于一般高中,但从数值上看,这一差异并不大;就文科生来看,重点高中与一般高中无显著差别。这说明,重点高中对学生学业成绩仅产生了微弱的正面影响。但由于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较好的学生更愿意选择理科,重点高中对不同学科类别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反映的可能是重点高中对不同学习能力和学业基础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不同学科对学校资源的依赖性不同、学校内部在不同学科资源配置的偏好不同也可能导致这种影响的学科差异。此外,重点高中对女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更大,对城市学生高考成绩的影响明显大于农村学生,但对农村学生数学和语文成绩的影响更大。

摘要：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摘要：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