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提升既有研究的样本可比性、降低样本选择性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户口登记类型为农业户口和"农转非"居民户口的样本,估计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有:(1)本地人口中农民工受到户籍歧视使得其工资率减损6.4%;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受到"户地双歧视"使得工资率减损9.3%,其中含2.9%的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2)流动农民工受到的地域歧视使得其工资率减损7.6%,流动"农转非"群体则未受到显著地域歧视。(3)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前者需要更快更全面的制度性户籍改革,后者需要长期的文化思维转变和精神文明引导。

摘要：考虑到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可能并非是随机过程而是存在自选择性,因而有必要利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的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内生转换模型消除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就子女随迁对父代工资的影响进行考证。由此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自选择因素会影响家庭决策,子女随迁存在自选择性。(2)与既有研究子女随迁普遍具有正效应的结论不同,全样本估计显示子女随迁将显著抑制父代工资,即存在负效应,而且如果未考虑自选择性将低估子女随迁对父代工资的抑制效应。(3)子女随迁的父代工资效应具有"父亲惠利、母亲受损"的性别异质性:减损母亲约8%的工资,提升父亲约2%的工资,其中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健康水平和消费水平能解释这种性别异质性的生成机制;子女随迁与家庭团聚带来的幸福感是以牺牲母亲工资为代价的,社会化的性别认同依然是关键因素。有鉴于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为农民工子女随迁创造便利条件,进一步完善子女随迁政策,降低随迁成本以抵消或超过工资减损效应,从而提升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幸福感和社会融合度;同时,不仅要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服务政策,更要在顶层设计上将社会性别因素纳入公共政策范畴,注重性别平等化的政策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