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政诉讼法》颁行三十年以来,教育行政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案情复杂化等特点。相应地,包括校内申诉、校外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初步形成,这也渗透着教育行政争议调处的法治化需求。同时,司法实践逐步明确了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自主办学原则、权益保护原则,彰显出难得而可贵的司法能动主义立场,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法治的建设进程。但是,与多样化法律纠纷和多元化权利诉求相比,相关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集中表现为纠纷解决方式实效性和衔接性薄弱、正当程序原则缺乏实定法依据支撑、司法审查范围相对狭窄且强度相对较弱,等等。欲有效预防和妥善化解教育行政争议,实现教育领域的良法善治,应该提升行政过程的正当性与可接受度,建立基于知识理性的学术评审机制,尊重教育规律以及不同学科的本体特点,促使学术评价回归学术逻辑,并加强教育领域的行政程序立法工作,规范教育行政管理行为。同时,必须对不同的教育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有效整合,厘清学校自治与司法审查的边界,使权利诉求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正常表达,进而妥善地化解矛盾纠纷。

摘要：针对公民滥用政府信息获取权之现象,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客观诉讼"面向决定了我国法院基于"滥用诉权"的规制实践并不妥当。综观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与实践,不同国家关于公民滥用政府信息获取权的规制策略可被概括为直接、间接两种模式。前者涉及"滥用政府信息获取权"的界定或描述,并赋予被申请机关对其拒绝处理或公开的权力;后者则未就非正常信息公开申请单独予以规定,而是通过弹性的程序制度设计将其消弭在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当中。基于以上两种不同模式的甄别,我国公民滥用政府信息获取权的规制路径以间接模式为宜。这一点在此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过程中有所体现,但其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细节仍有完善的空间。

摘要：作为学位授予权行使的前提,学位授权审核既是学校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学位结构调整、院校资源配置、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此项制度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分配指标的行政指令有碍办学自主权的行使;纵向权力关系未获完整的法律表达;评审过程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等。欲实现学位授权审核的法治化,总体定位必须回归行政许可属性,遵循《行政许可法》设计相关规则;评审对象应当锁定特定专业,更有针对性地建立同行评审机制;监管方式应由事前指标控制转为动态过程监管,更多地发挥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权限配置必须为省级学位委员会正名,实现三级学位管理体制的法定化;内容设计需要建立健全正当程序原则以及具体的程序性制度,最终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学位授权审核体制机制。

摘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的核心在于标准的确定。从直接利害关系标准到利害关系标准的规则变迁,体现了对行政诉讼功能认知的逻辑延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典型案例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凸显对行政诉讼功能的逻辑认知,走向制度实践的诉讼操作。本文认为,基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发展趋势以及理论认知与实践运行的现实状况,以保护规范理论为逻辑依托的规则设计,由于其在界定"利害关系"含义上的模糊性及解释方法上的有限性,应当谨慎适用。

摘要：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瑞典保持高清廉指数的重要制度依托。其廉政制度设计中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保障,体现在了立足惩戒、强化预防的职能定位,专员选拔上的德才兼备、职权行使上的灵活权威,与议会和行政机关良好互动等制度设计中。权威性与独立性的制度设计保障,使其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廉政制度设计中值得借鉴的参考样本。

摘要：政府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根本价值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防止利益冲突的本质在于对公职行为所内涵的应有道德伦理价值追求的制度约束。以防止利益冲突为核心理念的美国政府道德法制体系所设计的财产申报、离职限制、专门机构设置等具体规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细而有效的制度反腐的参考样本。

摘要：我国高校学位授权点的撤销日渐常态化,且在学位质量保障、学科建设规划、院校考核评估等方面作用显著。根据现行立法,学位授权点撤销包括资格确认和撤销两个环节,行政授权撤销说和行政处罚说都不足以全面揭示其法律特征,其应当被界定为行政许可撤销。然而,其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的许可化改造并不彻底,主要表现为:权责关系和权义结构不甚清晰、评估标准和专家组成并不透明、程序规则和救济机制暂付阙如等。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修订不仅要对学位授权点撤销的评估标准、专家组成、评议规则、信息公开等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要引入程序性制度和权利救济机制,以便加强撤销结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基于许可辅助性原则,有必要在学位授权点建设过程中加强信息监管、论文抽检、质量约谈、行政指导、第三方评估等新型规制手段,推动政府监管模式重塑和高校内控体系建设之间的合作互补。

摘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应当从立法重心、调控视角、规则设计、法律衔接等四个方面明确总体思路。首先,在立法重心上,应紧密围绕“保障教师权益”这一中心轴而展开,包括分类规定教师身份的法律定位;明确教师的知情权、法律救济权并新增兜底条款;健全教师申诉制度,确保教师权益受损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济。其次,在调控视角上,应转变“为管理者立法”的思维定式,坚持“教师本位”的立场,既要在具体条款上注重教师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也要在内部结构上整合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等三章,体现教师发展的过程化与动态化,并提高第八章法律责任的针对性,强化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再次,在规则设计上,应顺应社会新变化,体现新时代教育政策改革的新成果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思想,不仅要在个别语句的表述上做到与时俱进,而且要从严格教师职业准入门槛、改革教师职级晋升体系、健全教师荣誉表彰制度、提高教师福利待遇标准等几个方面,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最后,在法律衔接上,应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制定的基础与依据,也要注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其他关联立法的有机衔接,既要在总则层面作整体性布置,更要在规则设计上保持一定的弹性,给低位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预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