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异地办学历经4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结构。近年来有关高校异地办学的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本文基于结构-功能的分析视角,在收集全国高校新建校区总体数据的基础上讨论当前高校异地办学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发现:异地校区对于教育主管部门、流出地政府、流入地政府和异地办学高校等不同主体的功能基础是其得以产生的原因;异地办学过程中存在的显功能问题包括服务地方发展不充分、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师生缺乏心理认同,潜功能问题包括缺乏差异化发展、外部资源难以持续、加剧教育资源地区不均衡等。针对存在的问题,主管部门对于高校异地办学应采取谨慎对待、分类管理、合理控制的方针,基于A-G-I-L框架,各相关主体可从创新主体投入、强化目标管理、完善监督管理、加强顶层设计等路径完善高校异地校区功能。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文化积淀,也是解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显示文化个性的依据,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特别是在互联网语境下,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不断丰富和创新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和传播路径,是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应有之义,更是当下发展西藏文化产业的重大命题。

摘要：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反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契合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以就业能力培养的USEM模型为基础,通过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问卷设计与调查,从实证的视角深入剖析大学生就业能力现状和就业理念。调查表明,我国高校亟须改善大学生就业理念感知的内外部环境,以优化就业能力各要素的培养绩效为切入点,把就业能力提升的内容融入人才培养模式之中,实现大学生就业能力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乡村问题的解决置于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上。乡村的振兴不仅是乡村内生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外部群体追求田园式乡村生活的需要。我国首个"国际慢城"——高淳桠溪作为一个新的地域空间,就是顺应这一要求对原始空间进行设计与再造的结果。它代表了与城市发展迥异的乡村复兴道路,但在改造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空间碎片化、抽象空间阶层化、差异性空间倒置化的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好乡村"慢"发展与社会快速现代化之间的张力,重建乡村发展秩序,维护乡村空间正义,最大化地挖掘乡村空间的附加值。

摘要：陕北秧歌是陕北地区社火活动的主要内容,传统陕北秧歌的表演目的、表演形态、表演方式、“竹马舞蹈”和扮演角色具有傩文化特征。在“延安新秧歌运动”时期,陕北秧歌“傩文化”特征因改造而流失,在新时代非遗保护时期,陕北秧歌的日常化与普及化造成了“傩文化”因子进一步流失,但在民间信仰的语境中,如横山牛王会民俗活动,陕北秧歌傩文化特征仍然得以保留。

摘要：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是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重要战略选择。权力互动矩阵网络是透视高职院校院系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视角,揭示出高职院校院系治理困境在于学术权力内外部互动呈现“中心-边缘”状态、行政权力内外部互动呈现“支配-依附”状态、民主权力内外部呈现“强化-式微”状态。可通过设定学术性发展目标、构建合理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的权力约束机制等举措,形成院系治理权力运行的良性互动网络,实现高职院校院系治理现代化。

摘要：台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实施既是台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其高等教育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从最初的"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到"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台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不断调整,以更好地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促进台湾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改进与提升。与此同时,该政策及其实施过程还体现出政策设计与实施理性灵活、目标的确立客观科学、资助学科理工与人文并重、审核与绩效考核公平严格等特征。

摘要：考试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以"考试权"为核心的考试制度就已被孙中山提到了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同等的地位,成为民国时期五权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考选国家文官的制度设计,是孙中山法治思想的核心要旨之一。在当今,"考试权独立"思想对我国考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重新认识作为考试制度之法理基础的"考试权"的宪法意义,将促使我们制定出合理的教育考试法律,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教育考试管理权,并保障公民的考试权利。探析民国时期的考试权思想及其法律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教育考试制度中的法律关系,并对我国教育考试基本法的基本原则的确立有所助益。

摘要：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电影政策的扶持功不可没。本文建立了宣传导向、商业导向和艺术导向三个驱动力构成的政策模型,对1986年影视合流后的29项中国电影主要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了三个主要政策变迁:(1)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独资到投资多元化,从事业单位到集团化企业;(2)从封闭到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3)加强许可、备案与审查,保证电影文化的先进性。本文进一步指出,商业驱动力在中国电影政策变迁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随着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电影政策正面临一系列新课题。

摘要：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