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卖胭脂》《杀子报》《翠屏山》等花部折子戏为例,考察风情、凶杀、强梁戏愈禁愈改、愈改愈演的情况,分层讨论诲淫、凶杀、诲盗的禁毁指归与同义、别立、反寻的戏题翻新,可以把握清代禁戏视阈下花部戏曲的名目窜改、一剧多名与"禁·演"角逐的逻辑关联;而发掘"情·理"争衡与"罪·罚"儆戒的内在题旨,则可以进一步追索禁戏打压之下清代花部戏曲创演着力点变化的内在病理与心理症候。

摘要：语用障碍是涉及多学科的交叉问题,但语言学研究很少探究日常交际中的语用障碍及所引发的交际问题,针对交际失能的语用特征、语用效果、临床语用措施等的探讨则更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几乎是空白。本文围绕语言交际的语用障碍,探究相关议题、研究方法及理论视角,梳理与分析临床语用现象中语用障碍的本质,以及如何实现语用学理论和语用障碍研究之间的结合,实现认知介入,归纳临床语用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议题,意在引起大家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并推动我国的临床语用学研究和交际障碍的语用学研究。

摘要：高中阶段开展生涯教育,既是教育政策的一项基本主张,也是近几年新高考改革对高中生基本素养的一个新要求。上海市七宝中学基于学校和学生自身的实际状况,探索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建构高中生生涯发展导航系统的有效路径和方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效。希望这些探索能为当前普通高中的生涯教育实践提供借鉴,为高中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摘要：21世纪初兴起的非遗保护,在学术界讨论、争论中展示了自身的行动逻辑。首先,非遗保护本质上是人类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实践。参与非遗保护的各方都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其彼此间不是主-客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主-主共生共存的主体间性关系。非遗保护的主体间性是通过订立和履行契约来实现的。传统内生性契约精神曾为维护非遗在特定社区中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自由、平等、互利、诚信的现代外联性契约精神将发挥主要作用。其次,非遗保护是一种文化干预,非遗传承、生产、消费、保护等都是文化干预的表现。文化干预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非遗专家是协调不同非遗干预力量的中间人。最后,非遗契约和干预的实施,必须遵循伦理、法律和科学规则。非遗伦理是建立非遗契约和中间人机制的基本前提,非遗法律是实施非遗契约和中间人机制的基本保障,非遗科学是培养非遗契约精神和中间人的重要方式,它们共同确保了非遗保护的合情、合法与合理。

摘要：疫情的信息传播有其独特的规律。国内主流媒体在这场全球卫生事件中报道权威信息、引导主流舆论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新华通讯社是主流媒体的代表,宣传、产业、技术、专业四种逻辑的结构性作用影响着新华社内容生产的实践,并使其呈现出复调性特征。在不同内容生产逻辑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中,逻辑调试和内容生产的优化具备其可能性。调和优化宣传逻辑给予的权威赋权,资源优势与产业、专业、技术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是以新华社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内容生产要长期坚持的策略。

摘要：公司战略决策凸显了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交互作用下的战略治理问题,公司战略治理的核心就是设计一整套能使董事会与高管层有效参与公司战略治理的制度安排,旨在为公司构建和维系可持续竞争优势构筑制度平台。本文首先界定了公司战略治理的内涵,然后从理论视角和治理主体两个方面展现了公司战略治理的研究现状,最后在分析现有研究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董事会与高管层竞合关系的公司战略治理研究框架,并指出了若干未来研究方向。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各地进行了不少探索实践,推出了若干实践模式,但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目标、路径及策略仍存在明显而重大的分歧。湖北省选择仙洪地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试验区,采取整合资源、整体推进、改革创新、试验示范的方式,形成具有区域性、统筹性、一体化、整合性、创新性等鲜明特色的"仙洪模式",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村庄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及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获得显著的成效,为我国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建议。

摘要：中国工作场所安全问题十分突出,激励不相容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制原因。本文基于激励相容理论,刻画出我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活动中激励不相容现象,并系统揭示中国工作场所安全事故频发背后的体制性因素。通过对安全规制参与主体的行为分析,从激励约束角度对中央安全规制机构、地方安全规制机构、企业、工人等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的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区域协同治理视域,以政治、经济为主轴的治理伙伴关系,超越地理、疆域实体,成为双边社会、文化内涵的动态建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区域”作为治理的有效场域,弥补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形成跨地区联通与认同凝聚。边境口岸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在加强毗邻国双边、多边关系,推进跨境区域协同共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聚焦中国连结南亚的前沿,本文以吉隆口岸为治理单元和组织单位,从驱动力和过程两种视角,通过中尼边境区域协同治理案例分析,围绕“中方先行”的治理举措,探析新时期吉隆口岸发展模式选择。通过对驱动力、政策环境、多元主体、结构布局、合作路径、发展效力等治理要素内涵的深度剖析,从空间、结构和趋势上精准谋划设计,探寻吉隆口岸特色发展之路。

摘要：由于管制权是一种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存在管制权被滥用的风险,容易出现管制失灵。由于管制机构具有独特的专家理性优势,因此管制制度设计不是要消除管制权,而是通过有效的管制控制机制来实现管制权的公正行使。管制权控制机制包括对管制权的授权立法监督、管制决策程序控制和管制行为的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