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引言经济学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有两种基本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中国主要依靠要素禀赋特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发挥比较优势和实现了后发追赶[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中国主要依靠制度改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实现了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益[2]。后一种理论尤其强调,“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采取“财政联邦主义”[3],通过财政分税制、区域竞争制度、干部晋升锦标赛体制等一系列分权化的制度设计弱化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限和利益留成,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4-5]。

摘要：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摘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由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的过程。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体系。这就需要结合不同地区开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不断完善配套的政策体系,从服务完善、激励保障和产业扶植等方面,健全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农地融资保障体系、农业产业扶植体系、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同时,探索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供给体系的保障措施,包括规范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的监督管理政策,健全农村土地融资风险规制体系,创新农业产业扶植模式,审慎设计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

摘要：农地权利不断分割与合约再议定是集体所有制建立以来的基本特征。集体所有制下农地所有权、产权与经营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化:"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通过政社合一弱化土地产权和实施统一经营,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产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落实生产队所有权、扩大生产队产权自主性,实施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统一经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体制变革为成员集体所有权,赋予农户承包地剩余权,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经营主要形式;后包产到户时期进一步改革成员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户承包权权能,农户承包经营权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自发分离。农地"三权分置"是继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制改革后对中国农地权利结构的顶层制度设计,旨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实现农户承包权与耕作者经营权分离的法定和对承包权与经营权实行依法平等保护。崇州、松江、湄潭、六盘水四个案例表明,真实世界的地权变革发生了集体所有权、成员承包权与经营主体经营权的权利重构,预示着未来农地权利结构演进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