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心正处于以平台为治理对象、治理权力回归民族国家的新阶段。随着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深入,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也开始在立足内容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强化市场竞争与反垄断等领域的监管。本文从内容、竞争与数据等三重维度,回顾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制度化过程,尝试回应强监管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回归”问题。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具有应激式、多主体、社会化三个基本特征,其治理模式具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以意识形态为主兼顾经济发展等特点。未来平台治理的发展趋势则包括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化建设长期并存、超级互联网平台运作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平台治理政策更符合市场竞争规范、平台商业话语与国家主流话语更加贴合等。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网民基数不断增加、5G网络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展,促使短视频成为这个内容时代的重要信息载体,引发了受众广泛关注。本文以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的实践为对象,以主流媒体在抖音上开设的机构账号为样本,并对其在2020年推送的视频内容进行了采集,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媒体抖音号分为三类群体。在此基础上,基于发布指数、播放指数、关注及互动指数等指标对不同行政级别的媒体抖音号的表现进行评估。

摘要：针对平台社会语境下网络国际传播的现状和特点,应重视和鼓励民间主体力量参与网络国际传播。平台社会语境下民间主体参与网络国际传播,可重点从四个方面切入:一是鼓励海外青年网民群体通过全球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国际传播,以第一人称讲述中国故事;二是突出通俗化表达和生活化视角的"软传播"思路,强化网络国际传播的交流感和故事感;三是把握不同类型海外社交平台的特点差异和传播规律,提升网络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弱化民间主体的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尽量避免诱发过激的国际网络民族主义事件。

摘要：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引导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主阵地,社会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通过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6855位青年的问卷调查,研究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对其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主流媒体接触在青年互联网平台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和接触主流媒体的频率越高。青年接触主流媒体频率越高,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并且,根据不同类型平台的中介效应量,区分了“渠道型”“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三种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主流媒体对青年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在渠道型模式下主流媒体应保持专业媒体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模式下可与平台加强新媒体内容策划,提升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仪式感。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受众分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呈现何种变迁特征,又如何影响数字生活行为成为新闻传播领域关心的核心议题。基于CGSS(2010—2017年)数据,本研究将中国受众划分为"电视主导型""电视+报纸型""电视+广播型""上网+电视型""上网+移动+电视型""媒体低耗型"等六类,并揭示了受众类型的时空演变过程。本研究使用多层次线性模型(MLM)考察了受众数字生活行为与媒体使用类型的关系,发现个体层面数字生活受到媒介接触频率和使用场景的显著影响,地区层面省级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影响很低,但省级受众类型比例却显著解释个体数字生活行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随着平台社会崛起,受众研究应从技术形态逻辑向平台逻辑转变,并在受众调查中突出平台"摇摆"和场景切换的特征。

摘要：平台兴起对传统新闻业影响力的冲击以及新闻业对平台的经济依赖已成为影响新闻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对欧盟颁布的《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与澳大利亚颁布的《新闻媒体与数字平台强制议价准则》进行比较,并对其维护新闻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欧盟的《指令》因其所涉及关键概念的模糊性具有被平台剥夺法律效力的风险;澳大利亚的《准则》虽然能够确保平台向媒体付费,但并不能够实现其所宣称的维护媒体多样性的政策目标。本文认为,为了确保相关政策的有效性,立足民族国家媒体公共性的维系和构建整体性监管框架应当是相关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目标。

摘要：本文从劳动控制理论出发,考察网络文学平台与签约作者之间的雇佣关系,由此探讨互联网平台及其平台资本对签约作者的劳动控制机制,以及签约作者针对平台控制而采取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思考平台劳动控制和平台劳动者博弈所带来的启示,研究发现:随着网络文学产业的规模扩大,作者与消费者之间互动越发频繁,消费者成为劳动者的“隐性雇主”;网络文学签约作者作为内容直接生产者,比其他数字劳工拥有更多的劳动自主权,同时也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控制着签约作者的劳动过程,而劳动者会采取“灌水”或“打擦边球”等个体策略和结盟抵制等集体策略与平台进行博弈。文章建议完善网络文学作者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纳入社保范围,促进平台公司实现用工规范化,确保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合法权益。

摘要：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和建构性话语分析法,以"996工作制"、"美团外卖骑手"和新型灵活用工实践为例,考察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建构新型劳动关系的合法性话语。研究发现,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制度和资源为两大核心诉求,根据情境和议题、风险的不同会采取三种应对策略:抗拒与回避,实现组织内劳动的去剥削化;默从与妥协,达成组织对经营环境的适应和协商;控制与再造,以"零工"和"灵活劳动"话语试图对平台劳动价值重构。文章指出,针对平台数字劳动的研究需要保持价值追问的批判性立场,也需要强化立足现实社会的在地性把握。互联网监管部门不仅要妥善处理新的劳动关系和媒介文化对传统劳动问题的转移与遮蔽,还要对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摘要：立足于中国语境,探讨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及提升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新媒体与舆论研究要从三个方面培养问题意识:历史与现实、场域与信息、母题与技术等。同时,要关注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具体包括舆论与国家意志、舆论与社会进程、舆论与其形成过程等,分别反映了舆论的民主功能、控制功能、沟通功能。新媒体与舆论研究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分析技术,如语义分析、关系分析、情感分析,并且围绕权力与规训、公开化与私人化、理性与情感等议题建构分析框架。

摘要：本文以二十余年来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大陆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的两类学术社群在"国家-市场-媒体"和"国家-社会-媒体"两种分析框架下的知识生产进行梳理。研究发现,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媒体的三个焦点分别是:宏观层面上研究媒体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中观层面研究新闻生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以及微观层面研究新闻从业者职业社群的生存现状。而且,不同的学术社群对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表现出不同的着力点、研究维度以及价值取向。总体上,中国媒体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框架已经形成,一批具有一定原创价值的学术概念和论述话语被生产出来,但在学术生产与交流的过程中尚缺乏严守的自觉、反省与批判精神,既有的理论知识成果与中国媒体研究场域的适用性还需反思,中国媒体研究新的理论框架尚未完全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