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中村"所展现的地权逻辑一方面是农民对现行政治理念的一种"误读",一方面是集体、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寻求最优化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动机的本能反射。文章通过偏倚性理论剖析"城中村"的土地权利发生畸变的历史轨迹及其现实运行模式,指出股份制改造虽系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必须正视其内在缺失,使之最大程度耦合公平、效率价值,最终实现城乡互动共荣。

摘要：基于农地承载的身份性、保障性职能和我国城乡区隔的客观情势,将经营权物权化不仅有违法权逻辑,实践试点亦名不符实,而且难以祛除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身份障蔽、难以解决土地依赖性、难以推动农民身份转型问题。在大陆法系"物权—债权"二元区分模式下,经营权兼具二者性质,但于法权定性中宜界定为债权但赋予优先效力,强化其物权化保护措施。承包经营权与承包权均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制度功能和法权价值同一,虽在逻辑上可以分离但在实证法权层面难以剥离,不宜将承包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剥离作为独立权利。成员权内容丰富,是连接集体所有和承包经营权的必要环节。权利分置应采"集体土地所有权—成员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之法权塑造路径。

摘要：我国农村土地因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租差异形成了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多元化特征,各类土地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必然会导致农民与集体选择不同的主体经营形式。就地域差异而论,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南海、湛江、上海等地农村集体土地多采用股份公司形式进行市场化经营;广大中、西部除少数城郊结合部和较为发达地区采用股份公司形式外,其他多采用股份合作社形式。虽然土地股份制改革各类数据激增,但仍需直面客观因素影响下的行为特征:出资比例低、出资额度小;农民偏好选择土地出租,不愿选择土地权利入股;入股者多寻求"保底",要求确保土地的最低收益并通过实物或货币方式支付;股份制改革实践中的集体性违法在全国已成常态。

摘要：新城镇化进程中,纳入城镇发展规划中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与新增价值合理分配问题,是一个未为理论界足够重视却具有典型意义的领域。目前,不同地区正在进行城乡土地再规划与再配置试验,旨在透过试点找到适宜的政策模式。是否拥有政策制定的自主弹性、经济表现的好坏、城市土地资源的多寡、城市发展瓶颈大小、土地转移自由度、土地新增价值高低等都是影响城市规划的重要因素。深圳特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分别为我国南北方的重要经济热点,两者在发展阶段、成长模式有所差异,但土地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情况却十分相近,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深圳"城中村"模式与天津滨海新区为解决发展用地问题而探索的"宅基地换房"模式彰显我国城市化中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机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差异及市场机制运行优劣,以此相互比较可了解农村土地再分配制度改革的全貌。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制度设计能否适时引入市场机制、解决农民身份问题、优化利益结构、权衡与民"争利"与为民"谋利"等都是需要思考的关键性问题。探讨城市化中农村土地再分配制度变迁对土地新增价值分配的影响,同时观察政府、企业、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进而说明在城乡二元化传统与经济改革对土地价格扭曲的影响下,如何提升我国城市化中农村土地再分配机制效能。

摘要：尽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可继承性,但在维护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政策背景以及制度演进趋势下,通过法解释学的方法,可以证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属性,亦能够通过对既有立法做体系性解释的方法找寻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被继承的合法性依据。在具体案件裁判中,法官可采取"以理找法"的逆向推理路径,借助类推适用的法律漏洞填补方法、利益衡量方法,得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可继承性的合法的裁判结论。

摘要：分税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间财权与事权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但由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较为滞后,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尚弱,分税制的位移效应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愈来愈依靠土地财政,借助扩张性或违法性土地征收方式,以解决其财政资金不足问题。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导致了土地政策执行中的越位与缺位现象,"低进高出"的炒作土地方式是地方政府权力寻租产生的温床。通过土地批租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发展房地产增加税收、通过土地抵押获取融资债务,是土地财政的三大主要途径。土地财政造成财政收入的不稳定及不可持续,易造成投资与消费失调,加大政府融资风险,侵蚀农民权益,危及社会稳定。缓解土地财政之弊端,需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完善分税制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分配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监管者身份,合理矫正地方政府短期土地出让行为。

摘要：农户承包权,系指农户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对农业经营土地享有的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兼具身份权与财产权的混合性权利。此种身份性权利的产生具有历史性的三重功能:产业依赖前提下的激励性产权安排;历史贡献前提下的制度性补偿;社会保障乡村缺失的制度性补充。政策文本对承包权单独界定,固然出于审慎稳妥动机,但循此路径进行法权设计与改造,必不可免会引致如下制度缺陷:身份与土地挂钩。这不仅难以解决社会区隔、城乡差距等问题,也难以彻底解决生存的土地依赖性问题;不仅农民阶层内部形成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还会渐次反向拉大城乡差距;不仅会滞碍农业经济规模化经营,亦会阻碍农地投融资体系的市场化培育机制。

摘要：前言目前我国正逐渐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于国家采取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策略,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势必出现难以逆转趋势,这将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冲击社会稳定,危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尽管我国政府曾采行诸多解决征地问题的方案,借以规范地方政府超出常规的违法征地动机,但其成效始终有限。例如,1999年国务院发布《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04年8月修正《土地管理法》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切实保障集体成员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防止少数人私相授受、谋取私利'。成员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逻辑结果和实践需要,保障农民成员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是健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关乎此次农村地权改革的成败。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和制度深化改革期,一方面,各类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尤其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另一方面,时值民法典编纂,中央亦连续出台多个推进法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文件,政策和法律层面均为农民权益保障法治化制度化提供契机。

摘要：根据对全国各地的不同模式比较,可将各类实践模式区分为内部互助型、吸纳嵌入型、资本控制型三大类。内部互助型模式具有成员身份高度统一、股份以土地经营权为主、较少涉及农村集体资产、社员权和股权合一、合作社统一经营或内股外租等特点。吸纳嵌入型模式具有成员身份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相对严格的股份确权、资本优势及内部控制、收益分配多元化等特点。资本控制型模式具有成员身份转化、工商资本'渗入'与'控制'、土地用途转变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