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美术学派”产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南北学术分流。复员南京的一路经过“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演变，践行了一条与徐悲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写实主义衍化之路。油画教学在学院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印象派光色、后印象主义和装饰性色彩。中国画教学延续了较为传统的授课方式，徐悲鸿“素描加笔墨”的中国画改良范式影响有限，这些展现了“徐悲鸿美术学派”丰富多元的形态。

摘要：明早期藩王墓出土青花瓷所使用的青料具有苏麻离青及混合料两种类型。对藩王墓出土元末明初青花的用料来源以及用料转变原因的探析表明苏料进口量减少等因素是导致其工艺转变的直接原因,从中也可窥测到元明之际外域文化对青花用料的影响及藩王用瓷由最初的雅文化逐渐向俗文化的转变。

摘要：通过分析豫西剪纸的起源发展、色彩观念、题材类型、工艺技法和构图特征等内容,以“造形”与“造势”为主要切入点,论证豫西剪纸的艺术特征。通过剖析豫西剪纸在服饰设计中的应用现状,结合时尚界相关设计案例,探究豫西剪纸与现代服饰设计创新融合的方法与途径。

摘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版画主要以佛教题材为主,其中有阿弥陀佛、文殊、观自在和地藏菩萨像,以及太平兴国五年(980)刻印的《大随求陀罗尼》版画,反映了佛教民间信仰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特征,是五代宋初蜀地佛教版画艺术的珍贵实物见证。这不仅开启了版画作为独立创新画种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我国古代版画艺术的雕镌、填色及上图下文等民族样式;而且带来了全新的佛教民间信仰模式、佛教题材和图像特征,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当代人重新审视唐宋版画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鲜活个案。

摘要：欧阳予倩是中国第一个美育团体中华美育会的责任会员,并担任过中华美育会杂志社文艺编辑主任,在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发表过多篇理论文章。在参加中华美育会期间,欧阳予倩展开了对艺术与社会、文艺与教育、戏剧与美育等相关面向的融会思考,并通过在南通伶工学社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等实践,逐步形成了其别具一格的对“纯美”“崭新”“人的”追求,以及兼具“为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美育观念。

摘要：美国艺术人类学家弗雷德·R.迈尔斯认为澳大利亚平图琵丙烯绘画最终可以成为高雅艺术是个人与机构、地方与国家、平图琵人与西方白人之间不同话语的共同建构,是一个文化生产的场域。他将整个西方艺术界都纳入其研究对象中,并利用一种反思性的双重视角分析了“物人合一”和“梦境”体系下平图琵人对丙烯绘画图像的生产,厘清了通过与西方社会的话语协商进入商业活动的路径框架,勾勒了丙烯绘画最终成为高雅艺术的多方话语体系。借此研究,迈尔斯对反思艺术人类学和民族志写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武陵山地区干栏民居谱系中,土家族民居“干栏—合院”是一种独特的融合形制。基于正、横屋穿斗架从“搭接”到“生长”的变迁脉络,从“转角”这一长期被忽略处入手,论文比较了土家族民居合院体系中不同品类衍变及微观调适过程,展现出干栏民居如何立足地方实在需求并兼容礼俗合法性的这一设计命题,工匠深度融汇了儒家伦理和民俗禁忌,形成高度成熟、严密的营造规范与理据。这一建构逻辑与文化符码不断转译、完善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传统合院的内涵。

摘要：唐代艺术融通现象较为常见,唐代诗学类型之一的“唐诗话”对此有较为丰富的记载。偏于纪事的唐诗话不仅记述了唐人“能诗善书妙画”,亦再现了唐代多种艺术并作的情境,表现出唐人对于艺术融通的基础、规律、功能等问题的思考。唐代艺术融通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论画诗,由唐诗话可判断论画诗的性质,理解论画诗的诗意,并了解唐人论画的方法与审美标准。“三绝”是唐代艺术融通的典型批评术语,唐代艺术融通实践的丰富,以及“绝”这一概念审美内涵的生成,使得“三绝”不仅成为内蕴丰厚的艺术批评术语,亦是唐代艺术融通现象最为精粹、凝练的概括。通过对唐诗话中艺术融通文献的考察,一方面可为艺术融通研究提供思路,另一方面也可为中国古代跨媒介艺术理论文献整理提供参考。

摘要：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对桂剧进行了全面改革,承担了知识分子在社会重建中的历史责任。首先,他在剧中重构民族国家观念,以突显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其次,他重塑女性形象,为妇女赋予抗战的主体意识。第三,他建构了公私同构的关系,以达到个人和国家利益的统一。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新编桂剧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文化工具。在打造文化工具的同时,欧阳予倩的剧本创作也在积极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重新设计唱白配比,形成了白多唱少的局面;引入了合唱和轮唱等表现手法;广泛运用丑角。全新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激发,为桂剧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动力。

摘要：1922年9月,田汉携妻子易漱瑜回国。同年秋,脱离创造社。有感于国内文坛的沉寂,为“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新鲜芳烈的空气”,田汉决定创办《南国》半月刊,并于1924年1月5日发行了第1期。该刊“艺术之社会化”和“社会之艺术化”的办刊宗旨,也与《三叶集》中他和宗白华所探讨的“生活艺术化”主张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