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功能愈发强大,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在人机交互协作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人们对人工智能可信任度及交互体验的要求也随之增高,机器的可解释性受到广大用户的高度重视,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议题。要迈向可解释的交互式人工智能,应当从设计指导性的框架准则、开发良好的算法模型、深入研究用户需求、构建个性化的交互式解释系统、展开有效的可解释性评估等方面发力。

摘要：人工智能算法专注于解决“如何实现智能”这一特定的技术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技术方案,相关的法律治理也围绕这一基本属性而展开。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和自我完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知识与相关利益,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确认和分配;而对于如何平衡投资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如何使法律监管突破黑盒障碍等问题,则应设计专门制度予以解决。通过创新性的“算法可理解+数据可信+参数可解释”治理架构,结合算法识别、数据可信以及算法可理解等基础性规则,可以突破算法解释、平台责任等现有治理手段的局限,确保技术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相互促进。

摘要：个性化定价算法对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精准评估和预测可以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产生强化竞争和扩大产出等一系列积极效果,但也可能产生大数据杀熟等导致竞争扭曲的垄断行为。对个性化定价算法的规制应结合传统价格歧视理论,从歧视对象、歧视行为以及实施效果等方面加以分析。对于不同类型的个性化定价算法应做区分处理,而对个性化定价实施效果需从发生场域、判断标准以及证明程度等方面加以评估。虽然囿于算法运算能力、算法函数设计等客观的技术瓶颈,个性化定价算法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目前还未真正涌现,但个性化定价算法对消费者的剥削是潜在且可确定的。鉴于此,中国反垄断法律实践还需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探究规制个性化定价算法的合理框架。

摘要：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无论是新闻还是文学领域,“非虚构”都是高频的学术议题,也是作者从事写作表达倾向使用的“文体”。“非虚构”是从美国引进的舶来品,1980年随欧美思潮涌入中国;在2010年以后变得炙手可热,这得益于《人民文学》不遗余力地推动,更缘于当代新闻与文学的生存现状、新媒体对传统媒介的挤压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本土语境的丰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