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HP滤波以及计量分析等方法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是耕地减少的Granger原因;二战以后尤其是在"黄金阶段",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协动性显著强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而且1979年以来城镇化与耕地变化已经呈现中度协动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地减少的协动形态均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但在拐点时间上彼此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大陆的工业化与耕地减少呈现"倒U型"关系,但城镇化与耕地减少的"倒U型"关系不明显。结论表明,在中国大陆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双中期"阶段,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与耕变化的"弱协动"有赖于耕地的系统保护、"紧凑型"城镇化道路以及快速的工业结构升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