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身为学者的小说家格非对小说理论的思考更具“学者气韵”。出于理论自觉,他意识到现代文学因自身悖论而面临时代巨变,借助西方叙事学理论重回故事和传统叙事,经由传统描摹当代生活、触摸时代精神,使小说获得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重建文学理解现实的知识谱系。他在中国小说尚属进行时的现代性中思考当代小说的主体性,更在异质性文化空间中探寻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为当代文学应对大时代难题提供了典范与自信。格非小说与小说理论使得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更具在地性,在为当代汉语叙事提供新经验的同时,也成为其逼近经典的有效标志。

摘要：万玛才旦被称赞为“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①),他的电影多改编自其小说,但聚焦点有所不同。在小说《塔洛》中,万玛才旦聚焦的是塔洛的辫子,照相馆的德吉因为担心分不出男女建议塔洛去理发店洗头,这一建议成为塔洛卖羊受骗最直接的叙事动力;而在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塔洛》中,万玛才旦则把镜头对准一对在照相馆拍新婚照的藏族夫妇,在他们隆重的藏族服饰背后,不管德吉把背景换成布达拉宫、天安门还是自由女神像,总感觉别扭,而当这对夫妇换上西装抱着小羊羔站在自由女神像下面时,反倒显得和谐了。从小说到电影的这一转变,正如同万玛才旦小说和电影从藏地走向北京进而走向国际之旅,其讲述的藏地故事也以鲜明的“在地性”体现了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

摘要：在《金色河流》中,鲁敏以魄大气象通过财富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完成了从人性探究到现实书写的美学转向,实现了对当代中国大时代故事的在场书写。《金色河流》标志着以鲁敏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同代人与在场者开始以文学来处理时代大问题,并谋求在历史与时代之中确证自己,这既是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是重大的精神事件,更是文学经典化的必经之旅。

摘要：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映照,以极高的辨识度共同组成丰富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属于“印象派批评”,摒却理论,纯以鉴赏家艺术眼光聚焦于作家作品情感内核,修辞立其诚是其批评审美创造的核心要义。他看重批评的美学功用,主张文学教育、审美作用统一,却又对不公与丑恶直言相对。他厌恶批评的评论腔和八股气,极具语言自觉和文体自觉,以独特“汪氏文体”推动批评臻至美文之境界,为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他甘愿为青年做梯,心怀关爱照顾之慈心,更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具警醒之义,也是重读汪曾祺文学批评之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