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而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缓慢,探讨中国艺术社会学构建体系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复杂的艺术现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艺术社会学在构建过程中应汲取西方丹纳、格罗塞艺术社会学思想,以中国艺术社会学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借鉴艺术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明确艺术社会学研究对象,并借鉴社会学中成熟的定量研究方法,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统一,推动中国艺术社会学的发展。

摘要：作为书画艺术的创作主体,书画家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所生活地区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区书画家群体之艺术理念及处事态度自然也不尽相同。清末民初,在重视传统的北京,旧的审美标准尚未退去,使得书画家的主观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书画家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故而在鬻艺时态度较为随意,往往只选择自己擅长的门类创作,常有鄙薄市场的言行。而在上海,审美标准变换较快,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均能获得市场空间,且书画家多为职业艺人,他们对待鬻艺事务和市场的态度较为积极,为迎合公众需求往往无所不画,这种现象正是地域文化差异作用的结果。当我们明晰了艺术之于生活的外化表现,便能从地域差异的探讨中管窥整个时代与世风的变迁。

摘要：对欧洲学者而言,由于文字源流和字形字义的多样性,研究中国书法比青铜器、瓷器、绘画都更为困难。但因为有着较为悠久的汉学传统和丰富的艺术史研究经验,在欧洲,又不乏专注的书法研究者在此领域耕耘和努力,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和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代表了欧洲研究中国书法的两代人。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前者的研究基于一个大的艺术史框架,关注书法的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而后者基于汉学传统,关注文献和书法本体论,更似以中国之眼理解书法中的奥妙。他们分别有着各自对中国书法的认识,透彻理解他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对中国本土书法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吴昌硕书画艺术的东传并非偶然现象。近代国门的被迫开放和货币政策的弊端使得外资可以更为顺利地进入书画市场,为吴昌硕书画的东传创造了条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书画界顺应时风改革方向与吴昌硕作品金石味面貌之契合促成了以日下部鸣鹤、河井仙郎、长尾甲为代表的日本书画界名宿对吴昌硕艺术的推崇,而王一亭的经纪活动与"六三园"白石三六郎的支持使得吴昌硕作品最终风靡日本,成为近代中国画家在日本书画市场经济效益最好的画家代表。

摘要：在旅居澳门期间,高剑父绘画改革思想开始出现重大转折,由早年受革命生活浸润而产生的偏重西画、不甚明确的折衷思想,转变为主张创造立足传统、融合东西的现代国画的新理念。而这一转变的标志是他在这一时期对居巢、居廉的艺术技法作了体系化的整理和研究,以强调中国画的独立品格和价值。高剑父对其师的艺术总结坚持重法务实的作风,不仅为后人学习效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是中国书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大变革。

摘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与生活质量互动关系的探讨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与生活质量的双向互动关系,并阐述了互动机制。经济发展是生活质量提高的基础与前提,生活质量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以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积极性,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文化建设通过整合人文资源,树立人文生态理念,创新生活方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等途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提高会促使更多资金投向文化及其相关产业,推动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文化建设水平。

摘要：晚明社会中"士农工商"传统四民阶层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商业兴起,文人聚居于繁盛的江南地区,以诗文书画为乐,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在文人趣味的带动下,新富商贾纷纷加入到书画收藏的队伍之中,使得书画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书画的价值被深度发掘,除了其本身具有的历史稀缺性,更成为彰显品位、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志物。同时,书画的商品价值不再被刻意避讳,商人将书画收藏作为家庭资产的重要部分,文人也在书画交易过程中反映出个人品味的变迁。在这种频繁的书画消费状态下,古今的书画价格皆被不断抬升,显示出时人书画趣味的变迁。

摘要：艺术社会学作为一门前沿性的学科,产生于18世纪初的法国,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已经呈现出新的态势。本文通过对艺术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基础理论的总结、存在问题的说明,揭示出艺术社会学在当前的发展态势。

摘要：一晚清时期，专制王朝对文艺领域的控制出现松动，有识之士纷纷积极酝酿书画改革，自赵之谦开启变法人门之后，金石意趣成为主导晚清书画市场发展方向的重要审美标准，而在此之后。

摘要：民国时期,伴随着书画市场的发展,书画润例的形式和性质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各种类型的公益性润例开始出现,而其目的除了公益宣传本身还多带广告的意味,特别得到新人书画家的喜爱,而对于部分个性较强却又受到生活限制的书画家来说,实物润例形式的出现同时满足了他们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追求,也为他们进入市场创造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