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着重探讨了技术复制如何改变艺术的本质。从数字时代的立场出发,本雅明提出的核心观点依旧具有启发意义。随着技术的迭代发展,当下观众的感知与体验受到视听影像的再建构,艺术作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与深入。当代视听媒介通过复制与传播实现了作品的大众化,借助数字技术演绎再现故事场景、历史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艺术作品新的“光韵”,助力视听作品从“展示价值”向“体验价值”的演变。

摘要：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形式”一词挑起的分歧多于共识。作为文艺研究的重要命题,“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考辨又引发诸多论争。回到“形式论”,揭开“形式”的形式之谜,既是检视并回应问题争议的理论需要,也有直面并诠释当代艺术变革的现实价值。本文以中西形式论的比较为中心,首先辨析“形”与“form”对译背后的文化思维差异,继而通过爬梳中西形式论的三元划分逻辑,点明中西艺术始终蕴含着超越形式的反形式特征,最后以形式分析为手段,剖析当代艺术“艺术性”的意义生成机制,由此澄清新时代符号美学的范式特征与理论效用。

摘要：在数据流通理论中,数据流通是推动数据价值实现的前提。从当前的数据跨境流通现状来看,在事实层面上,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跨境使用需求不断增长,相应的数据跨境流通交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在规范层面上,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治理规则的话语权博弈明显,各国或主权地区都极力主导数据跨境流通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国数据跨境流通法律规制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安全挑战,即流通前环节的数据评估隐私安全、流通中环节的数据主权安全、流通后环节的数据存储安全。为了破解数据跨境流通带来的三重安全挑战,在流通前环节应围绕数据用益权体系明确数据权属;在流通中环节应完善国内数据跨境法律体系,突破国际规则“长臂管辖”;在流通后环节应构建全场景数据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数据泄露。

摘要：本文融汇媒介美学和媒介物质性的研究视角,从受众与电影关系的角度切入,提出“作为媒介实践的电影”这一认识论,以阐释电影短视频化及相关的倍速观看、弹幕观影等电影在数字时代的媒介变体。鉴于放映之于电影的本体性意义,从影院到手机,意味着电影现象学意义上“身体”的改变,进而导致电影经验的变化,即从“观看的视觉表征文本”转向“操作的视觉媒介实践”。在时间逻辑上,这种视觉媒介实践与加速社会相统一。速度主导的电影知觉的嬗变说明电影短视频化的内在合理性,而与电影短视频流适配的,是一种贴合加速逻辑的平滑美学。

摘要：明明代漆艺名著《髹饰录》被誉为中国漆艺研究的宝典。除了该书失而复得的传奇经历外,书中记录的丰富的漆艺知识可谓无比珍贵。编撰这本书的作者黄成与注释者杨明,分别来自安徽新安与浙江西塘,二人处在明代后期不同的时期。明代中后期的漆艺兴盛,使得这两位精通剔红的雕漆名工从不同的时空相聚,汇集各类漆艺知识共冶一炉,并经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传与酿,最终成就这部著作。

摘要：1937年7月至1945年10月期间,杭州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恢复期三个主要阶段,呈现出高—高—低的发展趋势。在抗战的不同阶段,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杭州各类歌咏组织的建立和群众性歌咏活动的开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摘要：本研究试图基于对技术本质的识读,从技术哲学视域“窥探”职业教育发展,认为其面临技术现代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遮蔽、“体系延展”与“职普融通”的无所依从、现代技术的加速进化对岗位新需求持续催生、技术创新支撑能力式微、技术工具理性遮蔽技术伦理教育等问题。新阶段职业教育要加强应对“技术现代性”、推进基于“技术知识能力框架”的职普融通体系构建、提升“高质量技术人才”供给能力、重塑技术创新的支撑功能、完善“整体性技术”内容结构,以期为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体系提供思路选择。

摘要：由于嘉庆末期以前清宫演剧档案缺失,学界至今对清早、中期清宫演剧的一些问题尚无定论。其中,清宫演剧的“女伶”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本文利用学界未曾注意到的档案,发掘并论述了雍正时期景山建制中的“永安亭学艺女子”的演剧相关活动,在讨论其身份问题之后,本文一并将稀见景山演剧史料辑录在内。对雍正朝景山永安亭学艺女伶的认识,能够修正目前学界对清宫“女乐”一题的过往认识,并为雍正朝清宫演剧情形研究提供补充。

摘要：宋代人物风俗画《柳荫群盲图轴》的画题存在群盲打架和政治讽喻等多种解读。基于画面中活动场景、人物及其所配器具等细节分析与考证,结合宋代社日诗歌和史料,图文互勘,笔者认为《柳荫群盲图轴》是一幅描绘社日活动的叙事性绘画,不仅体现了宋代乡村形式多样的社日民俗,而且表达了画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隐忧,兼具教化与劝谏的政治意蕴。

摘要：文章以缙云婺剧的“非遗”传承为案例,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来探讨婺剧传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首先,缙云婺剧的传承是在民俗语境、学校语境、群众文化等多元语境的整合中,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进行的整体性传承;其次,婺剧传承跳出了“非遗”自身的框架,在和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协同合作中,发挥了“非遗”在重建乡土团结、文化养老、公共文化服务、儿童母语教育等方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再次,缙云婺剧的传承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扶持引导和自下而上的自然生长”的有机结合,这种“缙云模式”是活态的、日常的、实践的,为非遗保护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传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