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的规范实践即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针对所选择、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而展开的现实的法律建造活动及其过程。法律的规范实践是在实践主体“私人性”个体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国家“集体性”的公共实践理性的共同作用下现实地展开的。法律的规范实践理应遵循的重要实践理性原则是情理法统一原则、综合协调原则、利益诉求普遍化原则、尊重公理与善待现实原则、可欲性与可行性兼具原则、成本与效益相宜原则和审慎制度变革原则。

摘要：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法定代表人的角色定位,因受继受法的影响,以及制定时的功利主义取向,忽视公司的人格性和团体性,采纳股东会中心主义,加之权责规定不协调,不仅导致存在规则上的冲突,还导致现代公司治理制衡功能无法落实,并引起了司法困境。要发挥法定代表人制度科学的公司治理功能,需要在协调民法典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弱化法定代表人的法定性,实行差异化设计,明确法定代表人的信义义务,以促进公司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发展为导向,构建体现自由和效率价值的法定代表人规则。尤其是此次公司法修订时对于相关条款的设计,要基于科学性需要,在其现实性上依据市场需求对法定代表人制度进行改革,以实现规范体系主义,强化其对现实的回应。

摘要：法律的思想实践即主体以法律工程设计模型为对象而在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中进行的以思想操作与思想实验为核心的思维实践活动。法律的思想实践是全部法律实践活动在逻辑上和事实上的真正起点。思想性、实践性、现实性、创造性、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是法律的思想实践的基本特点。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客观性和逻辑一致性,则是法律的思想实践必须遵循的实践理性原则的核心原则。

摘要：《金融稳定法(草案)》首次将金融风险处置中的信息披露问题上升至法律层面。信息披露一直是金融监管领域的热门议题,已渗透到金融监管的各个环节,在危机银行处置中也不乏信息披露的身影。基于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特殊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较其他行业而言具有更高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危机银行处置过程中,信息披露关乎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以包商银行案为代表的危机银行处置中,信息披露仍面临着缺乏系统完备的信息披露法律规则设计、缺乏透明度导向、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缺乏风险预警功效等问题。亟需完善以提高透明度为导向的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应从主体、方式、内容层面提高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健全危机银行信息披露的风险预警机制,并注重危机处置后信息披露效应的持续性评估,以期对我国《金融稳定法》中有关危机银行处置中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的伟大制度创造和创举。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这部法律开创了海南自贸港法律法规的制度体系;通过赋予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央立法权事项上制定法规的权力,创立了海南自贸港法规这一立法新类;创造性地确立了海南自贸港实行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开放制度;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对我国法治做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理顺其与内地之间的法律关系,特别是为海南自贸港摆脱不相适应的体制束缚,开展所需要的制度集成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摘要：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仍存在着诉讼成本高、资金匮乏等问题,使得不少环保民间组织因成本分担难题空有“一腔热血”但参与度却远不及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实践中,呈现出案件受理费收费标准不一、环保民间组织资金不足、诉讼成本转移机制欠缺、司法救助适用范围狭窄等现实困境。鉴于此,提出通过变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标准、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制度、增设环境公益诉讼保险制度等,以期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分担制度的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摘要：在国家统筹推动下,我国自由贸易(区)港中央与地方协同治理的建设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呈现出权威、互动、创新和引领的实践效果。自由贸易(区)港建设协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中央的指导性授权。作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新型授权制度,其具有中央统筹与专业性指导推进相结合、整体授权与地方自主创新相结合、平衡协调与央地良性互动相结合的价值功效。但自由贸易(区)港建设指导性授权也存在法治顶层设计缺失、法律整体性授权不足、具体制度衔接缺位等问题。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应打破现行“一事一议”的授权方式和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立法权的限制,采用整体性授权的立法模式,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的能力;明确中央与地方协同治理的管理机构、职责权限与运行原则,从而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性授权的制度安排与协同治理的体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