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始终是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重点。本文从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着重考察不同治理内容对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地方行政干预为主的外部治理环境显著提升了土地流转数量,并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转型;以协调相关主体契约关系为主的内部治理结构设置能够进一步从流转契约的签订、执行、监督与管理等维度提升流转质量。现阶段,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的共同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因此,本文认为,在继续优化农地产权制度与政府适当干预措施的同时,积极引导村集体参与土地流转的服务与管理,是推动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育的可行途径。

摘要：本文将制度的人为设计理念融入"制度创新—制度选择—制度扩散"的一般性制度演化分析中,并基于中国特色制度变迁的情境,构建了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设计—演化"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迁逻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农地制度变迁逻辑表现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与农户间基于制度设计与演化的有机互动。整体上符合制度"创新—选择—扩散"的演化机制,人为设计内嵌于制度创新、制度选择和制度扩散三个环节,但是农地制度改革不同阶段人为设计的介入程度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土地改革阶段表现为"设计—演化"的有效互动,中央政府通过主动选择和扩散制度满足了源自村集体及农户的土地改革需求,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农业合作化阶段的农地制度演变主要体现为在中央政府宏观"设计"行为下地方及村集体在制度创新和选择行为方面做出的有限调整,导致了集体化的失败;而中央政府对地方基层创新行为的认可或否定,构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补充和完善阶段的主要内容。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奇迹"的诞生。基于此,在未来农地和其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中,应该在坚持改革底线基础上,放宽对于集体的行政约束,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和村集体进行自主创新和自主选择,同时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通过审慎严谨的制度推广以降低其他地区制度创新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