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释[2016]5号第1条关于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不得相互推诿的规定,突破了孤立主义与封闭主义的藩篱,为了便民和效率而转换逻辑,具有启发性。第2条所谓证据因需要确定的物权及其形成原因的不同而不同,其寻觅和确定受制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第4条没有扩展预告登记的客体范围,未就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在两种情况下是否享有优先于其他权利人的权利表态,这构成不足。不过,预告登记制度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不但彰显了程序正义,而且确保了实质正义。这与有些领域虽有程序正义但无法确保实质正义的情形不同。第5条有得有失,其失在于受让人能否对抗转让人的债权人的规则没有结合《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第230条以及法释[2012]8号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设计,适用范围过宽。第9条得以形成的重要源泉是意思自治、伦理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程序法毫无作为,同等条件的形成及其机制就属于程序制度,它也是继承、遗赠场合排除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原因之一。第11条第2-4项的可资赞同,但第1项的规定却忽视了优先购买权人接到通知后思考、决断是否购买所必需的时间。如果通知中载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间过短,不合交易习惯,不合情理,就不宜以通知中载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为准。

摘要：抵押权的顺位及其权利系相对独立的民事权益,可以转让、放弃、变更,且在损害赔偿场合有助于计算不法行为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数额,但不可脱离抵押权而孤立地存在,也不会在抵押权消失时仍然存续。抵押登记是确定抵押权顺位的首要标准,但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动产抵押权、浮动抵押权场合,各个抵押权的顺位相同,除非其中有的办理了抵押登记。在我国现行法上,抵押权的预告登记不是确定抵押权顺位的根据,开始编纂的中国民法典应当承继这种理念。我国现行法采取抵押权的顺位升进主义,实务运作也熟悉于此,编纂民法典时应予承继,顺理成章。抵押权及其顺位权为非专属性的财产权,故未来的中国民法典承认抵押权顺位的转让,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我国现行法认可了抵押权顺位的绝对放弃,这与抵押权的顺位升进主义相一致,未来的中国民法典可以承继。我国现行法承认抵押权顺位的变更,但不完善,编纂中国民法典应当克服这个缺点。

摘要：2016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接下来的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征求公众意见，在其网站全文公布该草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次制订民法典努力。为积极参与我国民法典制订的进程，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特地委托柳经纬教授，代为约集民法学界老中青三代贤达，共话民法典的制订。这一组笔谈我们将发表5篇文章。其中3篇文章与这份《民法总则》（草案）直接相关。崔建远教授的《处分行为理论真的那么美妙吗？》一文，通过对德国民法上处分行为理论的梳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民法总则》（草案）采取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的设计，并非制度选择的上上之选。而柳经纬教授的《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则条分缕析他眼里《民法总则》（草案）中尚待商榷的问题，包括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行为指引还是行为指控、法人组织还是非法入组织、权利救济还是民事责任、消灭时效还是诉讼时效等。钟瑞栋教授的《民法典的理性与知识产权法》一文，则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揭示了民法典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通过商标法揭示了民法典形式理性的外在冲突，通过著作权法反思甚至批判了民法典实质理性的内在冲突；钟教授通过这些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民法典的理性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乃是缓解矛盾的不二法门。而另外2篇文章，则通过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民法典的制定。王志华教授的《论民法典的革命性——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乃至俄罗斯民法典的制订与革命的关系着手，为我们重述了其他国家民法典制订的历史，也为中国民法典的制订提供了颇为广阔的时空坐标。而郭锐副教授的《抽象理论与现实关怀——以法人概念研讨和中国经济转型为例》一文，则通过对“法人”概念的探究，重述1980年代中国法学界民法与经济法的论战，进而为这一轮民法典的制订提供一种历史维度。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只是中国法学界内外共同努力推动民法典早日颁布的尝试之一。只要这一伟大的事业尚未成功，我们将继续矢志不渝地关注其进展。由此，我们随时期待学界更多讨论民法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