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低碳农业,提高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回顾我国农业碳排放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主要论点进行了归纳与简要述评,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实证定量研究为主,缺少理论分析与概念阐述;测算体系未完全形成,测算结果差异较大;研究视野带有局限性,经济学思想植入不够;对策建议多空泛而谈,缺少针对性与可行性验证。进而,提出了今后4个值得探讨的研究视角:科学整合现有测算体系,编制中国农业碳排放数据库;广泛引入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多视角探讨农业碳排放与农业发展间的关系;强化农户碳行为方式研究,注重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优化;理论联系实际,宏微观有机结合,构建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体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构建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基本设计思想、系统总体框架结构与技术实现。并着重分析了教学直播与再编辑技术,开放互助式协作学习模块,学习行为跟踪和教师导学模块,学习活动设计、监管与控制模块等公共服务平台的难点问题。

摘要：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与结构将形成不同的耕地保护政策安排与行为约束,直接影响耕地保护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和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将耕地保护涉及的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控制、经济激励和宣传引导三类,在设计出政策工具影响耕地保护效果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后,以中国2001-2016年时序数据为基础,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中国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方向及贡献程度。结果表明:①命令控制工具、经济激励工具和宣传引导工具均与中国耕地保护效果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②命令控制工具、宣传引导工具与中国耕地保护效果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它们是中国耕地保护效果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反过来均不成立,经济激励工具则与中国耕地保护效果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③中国耕地保护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身冲击的影响,表现出依赖自身惯性的变化特征,但是这种贡献率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由第1期的100%变化至第10期的41. 30%。④命令控制工具、经济激励工具和宣传引导工具在整个分析期内均对中国耕地保护效果提升有积极作用,且从方差分解结果来看,三类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贡献率在滞后10期时都表现出不同幅度的上升趋势,其中经济激励工具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命令控制工具,宣传引导工具的贡献率最小。未来不仅要根据耕地保护面临的新形势进行政策工具创新,同时也要注重完善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与功能,实现合力最大化。

摘要：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