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儒家文化和社会信任是否会影响普惠金融的实践效果?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一些实践中的困境和理论上的未尽议题促使我们从微观层面上对此进行重审。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社会信任促进了普惠金融的普及,而儒家文化的秉承与践行却弱化了普惠金融的惠及可能性;社会信任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关系推动的面向,而非文化推动的面向;儒家文化尚未渗透到社会信任体系之中——在金融意义上,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不表现在"信"的面向,而是嵌入到以"孝"为特征的家文化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收入对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普惠金融的制度框架设计应以社会征信体系的完善为基础,引入社会利益倾斜机制和社会权利能力赋予机制,体现对社会责任的应有担当;同时应充分借助儒家文化与社会发展相互"合意"的一面,以文化推动并实现金融在普惠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差序格局下儒家文化对普惠金融中国化实践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差序格局"在儒家文化的伦理层面、社会关系格局上对普惠金融有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不具有显著作用;在金融意义上,差序格局之下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孝"为特征的"家"文化面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收入对普惠金融普及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所导致的金融普惠意义上的逆向选择,并不能让我们绝对否定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相反,我们应发挥儒家文化在制度均衡以及稳定家庭与社会上的积极作用,在普惠金融制度设计上应体现一种社会利益倾斜机制和社会权利能力培育机制,实现普惠金融担当社会责任的应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