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来看,现代文明社会取代传统文明社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所说:“在所有发展中社会里只有一种现代化的进程——不论这些社会的人种肤色、信仰、气候如何,不论其历史、地理、文化如何。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欠缺了现代化就无从支撑的过程。”[1]在这种趋势中,人的生存和心灵裂变就值得我们去不断深思。影视空间叙事中的这种碰撞和裂变也让人心灵震撼,并伴随着不同的文化反思。

摘要：藏地题材电影的藏地空间呈现,在外国(西方)导演、汉族导演和藏族本土导演的影像中展露出不同的面孔和形象。外国导演对藏地保持着"香格里拉"的神秘想象,塑造"高贵的野蛮人"形象,通过奇异民俗构建"乌托邦"世界的空间景象。汉族导演以主流化的国族视野,呈现出一个偏远、神秘、异质的边地景观,试图构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和国家"边疆想象"的空间表达。显然,"他者"视野中的藏地空间呈现出媚俗化、歪曲化、遮蔽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而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藏族本土导演,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视野和自我书写的方式,体现出藏地本土话语抵抗的"祛魅",试图还原藏地空间的真实面目和文化"还魂",并对藏地空间的文化嬗变进行现代性反思。

摘要：电影呈现的西安城市空间形象,是古代“京兆”长安空间、近代“废都”西京空间和现代“古城”西安空间三张不同面孔的铆合或断裂。作为一种消失了的空间和“不可见的城市”,电影中的长安城成了一种不可见、不可知的想象和魔幻之城。在“到西北去”与“西安事变”的灾难与困境叙事中,作为一座营建十多载又被废弃的“陪都”西京,电影镜像呈现出挥之不去的“废都”气象与混乱景象。电影中现代“古城”西安城市空间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充满了文化思辨的现代性隐喻。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就要在电影呈现中凸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精神和精髓,进而更好地塑造西安城市空间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