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正为人类社会的通讯、医疗、交通、产业制造等方面赋能。随着Web 3.0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已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智能机器人、模式识别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对人工智能发展历史及发展现状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特征并更好地确定其未来发展方向,为人工智能的技术治理提供思路。从机器技术视角梳理人工智能诞生的过程、总结其重要流派及对现世有影响力的观点;从伦理治理视角梳理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应用研究热点与可能产生的问题。从技术和伦理角度的对比融合中展望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加强系统性的顶层谋划和伦理嵌入式设计,基于“人在环路”的方法提升技术自主性和安全识别机制,建立基于“社会参与”的技术监督与管理机制等。

摘要：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入多边改革阶段,中国亟需明确立场和对策。投资仲裁设计面临实体义务地方性与程序规则国际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在理论上,投资仲裁机构难以同时、同等程度地追求和实现中立、责任和参与等三大目标。在实践中,传统投资仲裁和欧盟投资法庭倡议分别秉持司法中立优先和司法责任优先理念,分别以当事人关系和缔约国关系为主导,分别追求中立和公正的争端解决平台。美国2012年投资条约示范文本兼顾了司法中立与司法责任,比较好地兼顾经济效率和政治可接受性。虽然难以兼顾三大目标,但美国和欧盟都选择了适合本方优势的设计方案。兼顾中国利益与世界需求的中国改革方案,应当妥善权衡缔约国关系、当事人关系和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增强投资仲裁机制的内在平衡性与先进性,进而吸引更多的国家接受。同时,在关键制度的设计上应采取符合中国优势和立场的方案,如缔约国制定专家名单、一裁终局为主、有限上诉、利益相关者有限参与等,以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

摘要：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是实现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人民性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逻辑起点,这种鲜明的人民性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在改革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上,而且表现在人民首创精神在改革创新中的动力作用中。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是多主体协同作用下的实践过程,它的实现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需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相统一。

摘要：居伊·德波根据对资本主义在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考察,以“异轨”方式采用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创设了景观拜物教概念。德波认为,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后半叶,不再简单依靠生产环节实现资本增殖,而是将眼光转向消费景观制造,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利用景观对人的控制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秉持“让想象力夺权”的宗旨,德波决定采用文化革命、鼓励青年群体以终结艺术的方式摧毁景观社会,实现日常生活革命。

摘要：在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总结产业发展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从产业规划、研发投入、产业配套、融资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总结了为化解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功做法。主要包括:重视顶层设计,制定和实施严格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幅增加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增强产业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完善产业配套,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建立以风险投资为主、多种投融资方式并存的投融资机制;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等。

摘要：在总结某高校医院新冠疫情防控实践的基础上,阐述了高校医院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并通过反思防控过程中,高校医院在应急响应、规划设计、物资保障、人员储备等方面的不足,探讨提升高校医院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对策,为促进建立健全、长效、预防性的高校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提供参考。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董事对公司整体利益维护义务缺失、内部董事在控制权争夺时中立义务违背、独立董事对实际控制人监督义务缺位等制度实践困境.而商业判断规则、整体公平规则、强化审查规则构成特拉华州法院审查董事违反受托义务适用的三大规则,根据特拉华州公司法,在董事违反受托义务的情形下,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不仅能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获得事后救济与赔偿,也能通过向法院申请禁止令的形式,通过司法审查在事前救济阶段的介入,实现预期利益之防御.《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确立了行为保全制度,实践中行为保全申请常见于知识产权与海商事案件中,在我国公司法语境中,尤其是董事违反受托义务之情形下,由股东、债权人提出的行为保全申请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行为保全的制度在适用上还存在若干困境,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实现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对董事违反受托义务的预期利益之防御.

摘要：如何灵活地设计国际规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的必修课。中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中面临着国际法设计问题,尤其是如何运用灵活性机制来平衡和包容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解决国际合作的规则保障问题。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以双边条约为主要规则形式,多采用高承诺水平、低执行机制的设计,虽具有一些灵活性安排,但总体仍较为单一。中国双边优先、承诺优先的实践模式明确了合作的重点,但又充分尊重各国的履约能力,表明中国实体先于程序、舒适度先于稳定性的国际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