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行在贵州黎平、榕江、从江一带的侗族琵琶歌,不仅具有独特的演唱形式和清新优美的旋律,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民族音乐学、美学理论为指导,探讨侗族琵琶歌功能的多形态、多层次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要审美文化特征加以论述,即歌、乐结合的艺术形式;真、善、和谐为美的内容;真假声演唱的独特技巧,以期引起更多同仁的关注。

摘要：作为不断迁徙的山地稻作民族,苗族的生命观与季节仪式、舞蹈紧密相连,舞蹈不仅嵌入在仪式之中,而且嵌入在整个社会之中。苗族社会强调"平衡性"与"合作性",血缘家族、亲属网络与聚落社会团结在一起。苗族不仅强调此在的集体意义,而且构建了灵魂世界的社会集体性。苗族舞蹈所构建的季节仪式是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通过舞蹈,重建了文化空间和社会秩序,以及苗族社会的人际关系。

摘要：芦笙舞是苗族人民祭祖、节庆中的主要歌舞形式之一。其主要动作特征是一边吹芦笙一边以胯部、膝部、踝部的灵活扭动为动力。本文通过对苗族芦笙舞蹈表现形态特点的阐述,分析了贵州苗族芦笙舞的形态差异及其文化价值。

摘要：社会文化功能的变迁,催生不同功能类别的文化艺术品种,其形态结构也因此各有区别。侗族琵琶歌亦不例外,民歌体琵琶歌具有婚恋(交际)娱乐功能;曲艺(说唱)体琵琶歌则担负传载教化功能;戏曲体琵琶歌拥有娱乐功能。

摘要：传统的反排木鼓舞曾经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叙事。地方民族通过这个文化的自我表述而产生地方性的文化认同以及族群认同。但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反排木鼓舞却演绎出新的功能和意义。脱离乡土祭祖仪式情景的反排木鼓舞给新一代的反排木鼓舞的舞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机遇中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摘要：对侗族大歌申遗后的保护状况与效果进行分析,梳理了侗族大歌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概述了侗族大歌的文化主体性在侗族大歌文化传承中的功能和作用,并对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有效的途径进行探讨。

摘要：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发展规律之中,运动式治理不等同于运动式治国。建国至今,从政治动员到专项行动的演进轨迹,塑造了运动式治理从扩张生成到重点集束再到弥散成熟的变迁过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运动式治理形成了一种常态的治理行动,但其方式和手段是非常规的,需要转型。"新型常态治理"而非已有的运动式非常规的常态治理行动,宜设为改革与转型目标。在"制度—机制—行动"三维框架下,新型常态治理必须坚持:制度顶层设计要具备权威性、超脱性和公民性三大根本特质;机制中观运行要遵循科学化、法治化和理性化的三大根本规则;行动微观改造要顺应治理体系从"凝闭"转向"参与"的趋势。如此方可能最终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任务,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摘要：贵州苗族舞蹈在苗族民间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贵州苗族舞蹈研究历史的检索与回顾,对于更深入地认识、研究和推动贵州苗族舞蹈的传承、保护及现代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百余年的贵州苗族舞蹈研究主要体现为民族调查,民族音乐调查(研究)、舞蹈文化研究、普查集成,以及文化人类学个案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由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和艺术文化学渐次递进和展开,并取得极大成就。在回顾与思考中我们认为:舞蹈生态学的研究,对于贵州苗族舞蹈的"原生性"的把握与研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对于源于历史的自然、人文文化因素——山地以及无文字等所形成的文化构架,经由仪式这个节点,将其文化注入并被内化为舞蹈精神的苗族舞蹈而言,舞蹈时的情境转换、舞(观)者的心理角色定位等舞蹈行为和因素所形成的操作行为的、符号的体系,深刻地规定、影响着苗族舞蹈的生成与历史发展,所以,文化因子及各文化形态间的相互关联与作用是研究的重点。

摘要：贵州苗族舞蹈经由仪式这个节点,将其文化注入并被内化为舞蹈精神。舞蹈中的情境转换、舞(观)者的心理角色定位等舞蹈行为和因素,形成一个操作行为的、符号的体系,深刻地制约和影响着苗族舞蹈的生成与历史发展,并形式化为苗族舞蹈的形态特征。

摘要：中国苗族传统舞蹈不同于现代舞台化的舞蹈艺术,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一种艺术表达。苗族舞蹈与仪式不可分离,有的舞蹈就是仪式的核心和主体。苗族舞蹈的展演与苗族家族组织、族群认同、婚姻集团、亲属制度、灵魂观等具有密切关系,参与者及其舞蹈程序具有严格的规定。苗族群体的舞蹈表达了苗族社会的"集体性"和"社会秩序观",是苗族各支系小共同体内部集体团结性的展演。苗族群体的舞蹈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艺术表达,而是具有创造社会的意义。苗族舞蹈艺术的展演是苗族传统小共同体社会认同的艺术之根,维持和保卫了共同体。